杜虎
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客观意义学前儿童双语教育具有易行性语言教育要适合儿童的发展水平，要抓住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心理学研究表明，婴儿期(0~1岁)是掌握本族语言的准备期，而学龄前期(1~3岁)是初步掌握本族语言的时期。专家认为，“9个月到24个月(2岁)是理解语言的关键期，2~4岁是表达语言的发育关键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孩子都有形成两个以上言语中枢的可能性，此时学习语言效果最佳，而且获得的语言习惯最容易长期保持下去。”学前期幼儿语言模仿能力强，尤其体现在语音学习上。虽然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理论是针对母语而言，但幼儿有语言学习的敏感性毋庸置疑。学前双语教育的优势还在于:这时期孩子学习第二门语言不必像成人一样要经过用母语思维再转换成其他语言的过程，早期双语教育可以避免学龄后期才开始的双语教学中出现的本族语对第二语言的前摄效应，此时的孩子语感特别好，你教他双语，他就能用双语表达意思，克服了成人双语学习的弊端。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双语教育是广大农牧区幼教的必要手段在广大农牧区由于封闭的自然环境和信息渠道的不发达，大多数少数民族使用母语，并在家庭完成学前教育，汉语习得和正规的学校教育自小学开始。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逐渐普及，并落实到乡镇，双语教育仅从过去的小学阶段开始已不能够满足幼儿发展需求。汉语学习任务必须在学前教育阶段完成，因此民汉双语教育成为广大农牧区幼教的必要手段。调查了解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县级以上的公立幼儿园主要还是依赖双语教师来克服少数民族幼儿入园后所面临的因语言障碍而产生的学习困难，通过每班配备一名汉族教师和一名本民族教师克服幼儿语言交流困难的问题。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有效手段。二、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主观意义双语教学对拓展幼儿思维具有积极意义语言是反映大脑发展状态和聪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语言与思维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般来说，思维能力越强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越强;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孩子思维也相应敏捷。幼儿期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的萌芽期，如果语言能力发展不好，将阻碍他思维能力的发展。如果在幼儿期能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其实就拥有两种或更多的思维方式。思维的通道一旦被多元地打开，幼儿所能吸收到的信息会成倍地增加，与此同时，他对信息的转化和加工能力也愈加强了。双语教育能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提高他们获取知识、交流信息与表达思想的能力，有利于保持和记忆在复习、巩固汉语教学中所学到的东西，它还有利于开发少数民族儿童的智力。在双语发展到都比较纯熟的基础上，双语教育可以促进思维的发展，也能提升孩子的语言智能和人际智能。早期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幼儿现实生活的需要民族语言是不可取代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仍将通过本民族语言文字开发智力，交流和学习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里民族语言仍要发挥其重要的交际功能作用。但是与主体民族语言――汉语的巨大功能相比，“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来说，母语也有局限性，如母语还不能充分提供现代科技信息，母语的使用面比较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等等，所以在掌握母语的基础上，学习中国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是必然的。很多少数民族家庭的幼儿从小在母语环境中长大，一旦离开母语环境，基本的日常交流就存在问题，继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环节。双语教育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是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能力相一致的。幼儿的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他们从事活动的能力以及控制自我、协调自身的能力都比较差。幼儿不懂得，也不能够独立地照顾自己和保护自己，他们极需要成人的看管照顾，同时给予相应的教育。语言是日常交际的重要工具，少数民族幼儿在家庭中大多使用本民族语言，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因语言不通产生人际交往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与幼儿园的汉族老师和汉族小朋友沟通出现困难，因不会说汉语进而导致不敢说、不愿说，导致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因此如果不开展早期双语的学习，那么语言交际方面的不适应性会造成少数民族幼儿心理上的不适应，从而会引发少数民族幼儿心理障碍，尤其在随着成长走出少数民族地区后，由于语言的不通使他们很难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限制了少数民族学生的交际范围，严重影响他们自身的发展，积极开展早期双语教育，不但能为幼儿将来获取更多知识奠定基础，而且还可完善幼儿的性格，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 
首先说明一下，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是法律要求的结果。坚持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①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也是我党走入群众，贴近群众的积极政策，所以需要坚持，需要各方理解。②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可以培养大批民族干部的同时，还能促进民族文化融合，如一些满语地名，因为缺乏满语的继承者，结果导致前后翻译不一，不同时期出版的图书，译文并不相同，很多时候差异极大，这就造成了，后人对一些文化的不理解，从而不能正确传承中华文化。③坚持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可以打破各类“谣言”，纠正各类错误，如云南古代深受藏语的影响，这就使得涉及云南的历史问题，多用藏语记录，缺乏扎实的藏语基础，根本无法在云南问题上发言，更不能打破各类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谣言；再如维语的计算机输入标准，就是建立在坚持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此类教学，国内根本就没有相关语言的建设标准，从而失去语言主导权，在各个领域都会陷入被动。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让学生充分地、平衡地掌握两种语言，或者促使学生学习和使用第二种语言。其实际内涵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加拿大，双语教学一般指在英语地区用法语授课的教学形式。在美国，双语教学一般指用西班牙语进行的学科教学。在澳大利亚，双语教学是指用非母语(英语)进行的部分学科教学。其目的大都是使这些拥有众多移民的国家能更好地体现其多元化的共融性。可行性虽然高职院校的学生英语总体水平低于本科生，但从高职的教学计划来看，在保证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的同时都更加注意突出英语课的教学。以天津职业大学经济类专业为例，在三年的课程安排上，外语课与专业课并行开设，每学期都安排专门的英语课(精读、泛读)，某些专业还聘请外籍教师担任口语课的教；并充分发挥现代教学手段(如语音室)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使英语课的教学效果大大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为开设双语课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学生整体上水平不均衡，因此，还不能实现某门课程在所有的任课班级均实行双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