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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浅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 我们中华民族有浩浩五千年文明史，各种文学作品浩如繁星，文学形式丰富多采，如果按时期分，大致可分为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金散曲，明清小说。现在我试着对以上各种文体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因为水平有限，不道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楚辞 楚辞是继《诗经》以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辑，通行本一共十七篇。全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他作品也都承袭屈原作品的形式。因为运用楚地的文学形式、方言声韵、风情物产等，故名“楚辞”。《楚辞》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是在民间文学艺术基础上出现的新形式。称“楚辞体”，又称“骚体”，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人物，相传这种文体就是这位楚国大夫所创，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楚文化，其想象奇特，词句华美，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名作：《离骚》、《九歌》、《九章》等，对后世的作家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作品中的众多名句，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知者。“楚辞这个名词可以作三层解释。首先，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其次，这本书所包涵的作品都属同一种文学体裁，而这种体裁就叫“楚辞”；最后，这种文学体裁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所以才叫“楚辞”。下面我们按着相反的顺序来说明上面所提的三点。 （1）“楚辞”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楚国是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地处南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在文化上，一向和北方的国家大有不同。楚国有它独特的宗教祭典，在祭典中使用了极其特殊的仪式。这仪式中包涵了一连串的祭歌。这祭歌，原来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巫者在长期的积累下慢慢编成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楚国民族共有的文化成品。后来，有些比较富有文学天才的楚国人（可能大部分是贵族），觉得这些民间祭歌很有意思，于是先是加以修改，改成更有文学气息的文字。然后，就用这些祭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风气慢慢流传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从民间祭歌到文人手中的楚辞，这中间不知经历多少时间，不知有多少文人贡献了他们的心血。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国的最末期（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楚国产生了一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士”，这种文士就用这种正在成长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与不平。甚至很可能，把楚辞从民间祭歌发展成特殊的文学体裁，其实就是他们所作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在楚辞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贡献了最大的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中，最有名气的人物，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早的一个，就是屈原。也可能，在所有当时不得意的文士中，他的遭遇最惨（最后投江自杀），而在完成楚辞这种体裁的过程中，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最大。因此，他也成为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除了他之外，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都是屈原的后辈，时代要稍晚一些。 （2）“楚辞”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战国末期屈原、宋玉的时代，楚辞虽然在楚国慢慢流行起来，但也只限楚国一地。而且，当时恐怕还没有“楚辞”这个名称。这个正式的名字是在西汉初年形成的。西汉初年，也有一些具有文学天才的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因遭遇相同，不免大为同情屈原。他们读屈原的作品，模仿屈原的作品，宣传屈原的作品。于是，屈原和楚辞这两个名字就大大流传开来。这个时候的“楚辞”才完完全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全国流传起来。 （3）“楚辞”本书的编成------从西汉文帝、景帝时代，楚辞渐渐成名。到了西汉中叶，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的，他奉命整理朝廷的图书。于是他把传说中属于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汉文人的模仿之作“包括他自己的”，编成了一本书，冠于“楚辞”的名字，这就是楚辞这本书了。但是，刘向所编集的这本书的原始面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是东汉中叶一个学者叫王逸的所编的注解本。这本书叫“楚辞章句”，意思是逐章逐句的解释楚辞。除了加入一篇王逸自己的作品以外，这本书所收的篇章可能大致和刘向的本子一样，只是次序有点调动罢了。 王逸的“楚辞章句”所收篇目按原顺序如下：离骚经第一 屈原；九歌第二 屈原；天问第三 屈原；九章第四 屈原；远游第五 屈原；卜居第六 屈原；渔父第七 屈原；九辩第八 宋玉；招魂第九 宋玉；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惜誓第十一 不知作者或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 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 严忌；九怀第十五 王褒；九叹第十六 刘向；九思第十七 王逸。从以上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从离骚到大招都是屈原时期原有的作品，而从惜誓以下则完全是汉朝人模仿之作，这只是王逸及汉朝人的看法，未必正确。根据古书记载，在王逸之前，已经有不少汉朝人注解过楚辞里的某些篇章（如离骚、天问），但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对汉朝人注解的一次总整理，而不只是王逸个人的见解。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王逸的书，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了解汉朝人对楚辞的看法。王逸章句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楚辞逐章逐句的注释。楚辞的文字是相当古奥难解的，汉朝人距离屈原的时代还不算太久，有很多特殊的字句他们还不知如何解释。假如没有王逸把这些解释加以汇集，把它们保留下来，那么，恐怕楚辞比现在更难读。 王逸以后，注解楚辞的书非常多，如：楚辞补注 宋洪兴祖；楚辞集注 宋朱熹；楚辞通释 清王夫之；楚辞灯 清林云铭；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屈原赋注 清戴震；屈辞精义 清陈本礼。这些书除了洪兴祖的补注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特别重视一般所认为的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汉朝人的模仿之作，他们大都删去。甚至有的只选传统上认为屈原所作的来注释，这样作并没有错，实际上汉朝人模仿的作品极少有好的。说到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套用两句成语，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首先我们从整体精神上来看，我们常说，楚辞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泉，这种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可以说，在汉朝以前，除了一些极零星、极片段的作品外，中国的诗歌就全包涵在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书中了，这两部书是中国诗歌的“始祖”，所有后代的诗人，无不从这里“生长”出来。这样说，我们足以了解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其次，说到浪漫主义。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一般是比较平实，比较富有人世间的气息。 中国文学比较缺乏一种超然远举的想象力，比较没有一种神话世界的召唤，没有一种鲜明的色泽，没有一种诡谲奇异的调子。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精神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就是楚辞。从这个方面来看楚辞可以说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从文学形式这方面来看楚辞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楚辞至少对中国两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有过极大的贡献，即：赋和七言诗。我们已经知道，楚辞所以会从楚国一地流传到全国，主要得力于西汉初期一批文人的努力。他们一方面亦步亦趋的模仿屈原的作品，一方面又把楚辞融合其他要素，创造了“赋”这种形式。屈原很多名作，形式就是七言诗的雏形，当然，七言诗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楚辞的贡献是无法否认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技巧这方面来看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说的太多了，我们只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在屈原的“九歌”中有许多人神恋爱的描写。我们也知道，屈原在写离骚时受了九歌的影响，又把君臣关系也用男女关系来加以比喻。后代诗人常常袭用屈原这种技巧，表面上他好象是在写爱情，其实里面是寄托一些个人的政治遭遇。这样一种“托喻”的写法，后来还影响了一般人对诗的解释。常常有一首诗，有人说是“情诗”，有人说是“政治诗”，诗中的男女关系只不过是比喻而已。这种现象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其发源于楚辞确是非常明显的。常常，你把中国诗读的越多，读的越熟，你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楚辞的影子，楚辞真是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