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vinlei75
旱中陕西 我的家乡在陕西，说到陕西，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陕西的悠久历史了，曾经有十三个王朝定都于这里：从黄帝铸鼎，到西周定都沣镐，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灿烂辉煌的西汉与隋唐的盛世，这里一直都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那么，这些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为什么屡次看中这里呢？原来是这里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特别好：它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在国内，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之便。而且这里江河、山脉众多，可以阻挡和延缓敌人的进攻，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有效的保护都城，为自己赢得优势。另外，这里的美景也特别多：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柳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 陕西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重要，自然环境优美，你一定很羡慕吧！可是，历史上有许多灾害却频频“光临”这个脆弱的省份。下面就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其中一种灾害——旱灾。 实例与情况： 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陕西、河南、直隶(今河北)、山东等。这次大旱灾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 1920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了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2000万，死亡50万人。 1928—1929年，中国陕西大旱。陕西全境共940万人受灾，死亡达250万人，逃难者40余万人，。 1959—1961年，历史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连续3年的大范围旱情， 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人口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就减少1000万人。 原因与联系： 陕西地处内陆，为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都知道，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分布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由于远离海洋，就使得暖湿气流难以到达，因而造成此地区干燥少雨。而且，越趋向内陆，降水量就越少，各月降水量分布就越不平均，气温的年较差也越大。所以，我认为气候是导致陕西旱灾频频的主要原因。 其次地形因素也是旱灾频频的原因之一。陕西地区周围有众多山脉，最为著名的就是秦岭山脉了，而从东南方向来的，携带有大量水汽的夏季风“光临”陕西地区时，刚好受到高耸延绵的秦岭山脉阻挡，使得水汽们在“攀爬”的过程中形成降水（即地形雨），而涉险过关的水汽们以及其他方向汇集来的水汽等也只能形成小范围的降水。所以，这也是陕西地区降水量偏少的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水利兴修不够，江河污染严重，不重视保护土壤肥力，绿化面积不足，宣传教育力度不大等等。 措施与效果： 出现干旱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那么，怎样在旱灾来临之后积极、有效地去应对，减少旱灾所造成的影响，就成了重中之重。 例如前不久，全国有12个省份受到了旱灾的影响，旱情为50年一遇。2008年11月中旬以来，陕西已经100多天无降水，旱情十分严峻，全省作物受旱面积达114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3．8％。 面对严峻的旱情，陕西省应对十分及时、果断，各级水利部门十分重视，精心调配水利设施投入抗旱，全面开启可用的塘、库、井、站、窖等小型水利设施，尽力扩大灌溉面积，并且立即启动了二级抗旱应急预案了，采取了发射火箭弹人工降雨、普及抗旱知识、稳定市场价格等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把旱灾给人民所带来的损失与影响降到最低。 据统计，全省投入抗旱人数达117万人，开起水利设施6万多处，投入机动抗旱设施1．8万台。发生饮水困难的市、县两级水利部门组织了2000多辆送水车，紧急解决了2万人、9万头大家畜的临时饮水困难。 建议与设想： 通过2009年的旱灾，我们看的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互助互爱的美好品质，但我们也能看见全国还有不少地区抗旱灾的能力较低，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应积极的防灾、减灾，这方面我们做的还远远不足。 我认为切实可行的防灾、减灾的方法有以下9条： （1）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事业； （2）改进耕作制度，改便作物构成，选育耐旱品种，充分利用有限的降水； （3）植树造林，改善区域气候； （4）研究应用现代技术和节水措施，例如滴灌、地膜覆盖； （5）沙地不种植农作物，种草和树防止土地沙漠化； （6）多用农家肥，尽量少用无机肥； （7）以年为单位隔年种植不同作物，保持土壤肥力； （8）工厂尽量少排放有害气体，少排放工业废渣，使气候不要在进一步恶化； （9）加大抗旱知识宣传力度，普及抗旱知识把抗灾基本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 总结与期望： 其实，人永远无法战胜大自然，各种灾害是人们对大自然的伤害累积而成的，何不摒弃向大自然一味所要财富的态度，而去合理的开发大自然呢？再也不要让森林遭道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水土遭到流失，河流遭到污染，让新的空气迎面吹拂，让延绵的山峦、清澈的河水、蔚蓝的天空永远向人类展示勃勃生机！ 参加地球小博士吧，这是我写的 
回顾为前瞻，知往为开来。灾害类型随城市化发展而变迁，由于人口与生产力向城市集中，防灾减灾形势更加严峻。一般城市典型灾害类型主要可归纳为：公害、交通、水害、火灾、地震、高新技术隐性灾害、生物灾害等，且城市化发展次生灾害比重呈上升趋势。研究表明，现代城市人为致灾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灾损已占全部灾损的60％以上，再不加以综合治理，后果不堪设想。联合国1993年在东京召开的“大城市管理会议”的总报告声称：21世纪可以称为“新的城市世纪”，在所强调的诸多因素中特别强调城市安全防减灾体系建设。联合国1994年日本横滨的世界减灾大会已将面向安全少灾的21世纪的目标集中在大城市上。1996年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确定的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城市化与灾害”，1996年世界水日主题为“解城市用水之急”，1997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为“天气与城市用水问题”。可见，全球已极大地组织了城市减灾活动。但必须看到，全球的城市防灾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们大城市减灾建设，人们会首先发问：城市决策者重视了 城市管理体制理顺了 科技投入畅通了 全民防灾文化意识增强了 每个城市的综合减灾能力究竟具备不具备 在这方面，1998年长江大水已为国人上了一课，再次敲响了警钟。有关专家已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不可持续致灾要素归纳为：地震灾害、洪灾与水害、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致灾、高新技术事故、城市噪声危害、住宅建筑“综合征”、古建筑防灾、城市流行病及趋势、城市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事故致灾等十四类。其宗旨在于形成城市灾害源的新理论，即使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环境公害、危险事故等威胁成为现代城市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所以，从综合减灾观出发的城市灾害源，不仅指城市自然巨灾，还特别包括日益严重的城市人为灾害及人为自然综合灾害等。以国都北京为例，其城市灾害类型随城市化发展而变迁，现在及未来的城市灾害类型可归纳为：‘气、染、路、水、火、震、生”七个字（其中：“气”指气象类灾害；“染”指公害及重特大化学品泄漏，城市大气。水、垃圾污染问题；“路”指频发不减的交通事故；“水”指城市水灾与水资源匮乏；“火”指火灾与爆炸；“震”指地质地貌类灾害；“生”指生物及流行病灾害）。1995年元月17日，日本贩神地震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我国近十年来的自然灾害损失更呈上升趋势，据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的统计：1989年自然灾害损失为525亿元，1996年已达2882亿元，1997年虽总值有下降，但灾情突发后果仍很严重。而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会筹备组《21世纪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纲要）中指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自然巨灾、事故、公害三类损失之和已占国民生产总值10％以上，几乎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40％，且大量损失及危害都集中在减灾能力脆弱的城市中。1998年北京市灾害总结分析会强调：气象与人为事故仍是防范重点。具体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突发事件、火灾、化学事故、工伤死亡事故和气象灾害是北京重点防范的主要灾害。上海灾协和市科协联合召开了1999年上海市灾害趋势预测及对策协商会，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上海常见的、对城市安全构成威胁的十几类灾害或事故进行预会商和对策研讨。1998年上海各类灾害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略有下降，但经济损失有所上升。据预测，1999年减灾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防灾任务比较艰巨。在总结、分析1998年全市灾情特点时，有关专家认为，上海应坚持“建管并举”的重大防灾战略举措。据预测，上海1999年汛期防灾形势比较严峻，有数次台风登陆和风暴潮侵袭的可能性，人为灾害是上海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主要的灾害。道路交通事故、火灾和疫情等发展趋势出现新的特点，并存在不少致灾隐患。根据预测会商表明，台风、风暴潮、高温、煤气事故、疫情、火灾仍是1999年上海城市防灾的重点。作为全国最先开展地方性综合灾情预测会商的城市，上海已连续举行了10次年度以综合灾情趋势预测会商会。每年一度的灾情预测会商不但成为上海防灾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其权威性已得到市政府的认可。1997年国家建设部在“建筑技术政策”中集中将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震破坏五大灾种列为城市灾害的主要典型。以下结合这些灾种，就其重点逐一分析： （1）中外灾情的总估计 1999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是继1994年日本横滨减灾大会后的第二届，它是对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予以总结，并制定2互世纪减灾发展战略。会议的具体内容是：①总结“国际减灾十年”的成功经验，明确21世纪有效的减灾方针；②全面讨论国际减灾十年框架内的有关议题；③通过声像、报告等手段展示“国际减灾十年”的成就等。本届世界减灾大会给我们留下的管理思考及科学任务是要总结20世纪灾害规律，研究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的一系列致灾因素。从全球看，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各种自然灾害已使300万人丧生，8亿多人生活遭受破坏，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之巨。灾害已成为全球人类的大敌，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减灾十年得到了全球广泛的响应与支持。1994年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减灾大会”重新界定了国际统一的大灾标准，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财产损失超过该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②受害者超过该国人口的1％；③一次死亡者超过100人。按此标准，1963～1996年的34年中，全球大灾有近1600起，灾害死亡近400万人，受灾人口有40亿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1998年为例，世界范围的暴雨、火灾、旱灾在1998年前11个月对全世界造成至少9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如中国长江大水灾是损失最惨重的灾害，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指出：1998年全世界天灾损失的初步估计总额已比1996年创下的600亿美元损失纪录增加了48％，也超出80年代期间的总损失550亿美元。1999年6月24日，国际红十字会发表的年度《世界灾难报告》中指出，1998年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自然灾害年，但更大的灾害恐怕还没有到来。气候恶化、荒漠蔓延、贫困加剧以及过度拥挤的城市都预示着更加频繁与严重的“超级灾难”的可能性。 中国处于全球环太平洋及北纬中带两大灾害带交叉地区，是世界上灾害频繁而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防灾减灾任务繁重。我国近10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平均达1578亿元，最低为525亿。统计表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11％的高速发展，引起世人注目，但灾害损失也相伴而行，重灾的1991、1994和1996年均创峰值。从1989～1996年灾害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及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比随年代变化情况看，1991年大灾竟达l％，最低也为2％（1993年及1995年），10年平均达8％。而发达国家自然灾害损失率仅千分之几。由此可见，我国灾害损失（并未包括事故及环境）已相当于把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财富的一半或1／4耗费掉。 （2）城市地震 从地震区的分布来看，我国有60％国土、一半以上的大中城市位于地震烈度及6度以上的地区。大地震造成的强烈地面运动除直接使建筑物破坏之外，还诱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基液化等地质灾害，地震引起的破坏还导致火灾、水灾、爆炸、毒气蔓延及瘟疫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北部地区共同构成首都圈地区（其范围是北纬5度至41二0度，东经114度至120度）。这一地区是中国地震局确定的全国唯一的地震强化监视区，也是最近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防震减灾示范区。首都圈地区位于华北地震区的北部和燕山地震构造带中部，是我国东部的主要地震区之一，有历史记载以来，已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47次（不含余震），其中8级大震1次，7级大震5次，6级强震20余次，20世纪以来平均每10年左右发生1次5级以上地震。近30年来其活动水平在我国东部地区是最为突出的。在首都圈地区，历史上及近期发生的一些强震和大震，均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震害，对北京市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响。目前可能处于第四个活动期的剩余释放期，未来30年内不排除六级左右地震的危险，特别是西北方。 （3）城市洪水 我国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有800多个县市处于洪水水位以下，占全国县市总数34％，人口5亿多，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0％。建国50年来，长江、淮河、海河发生的几次大洪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除造成农业损失外，主要是对城市的破坏，包括房屋倒塌、设备损毁、工矿企业停产停业、生命线工程设施破坏及引起的次生灾害等。北京城区处在永定河冲积扇上，山区处在华北平原西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台阶，境内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据资料记载，从明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580余年间，北京共发生洪涝灾害387次，永定河5次溃堤造成洪水人城，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50年来，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些工程对确保首都50年无大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①城区不透水地面（道路和房屋）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百分比由过去20％—30％均猛升到80％左右，使城区降水的地面径流系统高达50％～70％；②排水管道工程已控制城区排水量的90％，这两个原因使得城区一旦出现大暴雨，城区的排水河道洪峰流量要比50年代高3—4倍，北京历史上1893年、1959年、1963年的洪灾都是因河湖淤积、排水不畅而积水造成的。为此，北京市政府一举投入10亿元，从1998年4月开始，进行北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整治河湖工程。待城市中心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城区防洪标准和近郊河道防洪标准可大大提高一个水平，体现“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原则。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在永定河堤防险工护砌施工现场指出：“北京的防洪重点是永定河，而永定河左堤是重中之重。在治理中：一要抓设计，一定要经过审查；二要杜绝施工中的层层转包；三要确保工程质量，确保首都安全。”自1998年以来，国家投资2亿元用于永定河卢沟桥的下段堤防治理，这项工程完成后，将使得永定河抵御洪水的能力显著提高。 （4）气象灾害 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大气风暴灾害频度很高，是世界上发生台风最多的地区，从1951～1980年的30年间，平均每年登陆的台风的8个，有的可深入内地1500千米。还有的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从近海地区移过，对沿海城市仍可造成重大影响。同时特殊的城市化与气象灾害交织出现，规律更复杂。以北京市为例： 其一，城市渍涝灾害频发。表1给出城区两个雨量站（松林间和右安门）平均每年降水量与四个平原郊区气象站（通县、丰台、大兴、昌平）平均每年降水量的差值的每五年平均值变化趋势。可见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区降水量大于周边郊区降水量的趋势是同步增大，特别是1979年后，这种城区降水量增大趋势有一个跃升，到90年代初，平均每年城区要比郊区多60毫米（相当于一个暴雨日的雨量）。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想想~~~~~~应该不是小学生，呵呵苏州水清教育2009年6月5日
① 江苏属于长江流域的33县是：太仓、昆山、常熟、吴县、吴江、沙洲、江阴、无锡、宜兴、武进、金坛、丹阳、丹徒、扬中、句容、溧阳、溧水、江宁、高淳、江浦、六合、仪征、邗江、江都、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如东、南通、海门、海安、启东；属于淮河流域的31县是：丰县、沛县、铜山、邳县、雎宁、新沂、宿迁、沭阳、东海、赣榆、灌云、灌南、响水、滨海、涟水、阜宁、盐城、射阳、大丰、东台、建湖、泗洪、泗阳、洪泽、淮阴、淮安、金湖、宝应、高邮、兴化、盱眙。近年来有些县改为市、改为区，县名亦或有变，为保持与所出县志名称一致，今仍按原名排列。 由上表可知，在1644—1993年这350年时间中，江苏省江淮两个流域共受严重水旱灾害115次，其中长江流域53次，淮河流域62次，淮河流域要多于长江流域：换言之，长江流域大约七年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水旱灾害，而淮河流域这个周期却只要六年。另外，从全省范围看，这350年中，发生灾害的年份共有92个，而两流域同时受灾的年份却只有21个，其它大多数年份都只是一域受灾。这说明江苏南北的气候虽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差异性却要更大些。当然，如果将两流域同时受灾和一域受灾两种情况都加以考虑，则每隔3—4年江苏就有可能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水旱灾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数。 由上表我们还可知道，在这350年中，长江流域共发生水灾29次，旱灾24次，水灾多于旱灾；淮河流域共发生水灾51次，旱灾11次，虽然也是水灾多于旱灾，但水灾却是旱灾的数倍，远远超过了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比。以前有人以为淮河流域多水灾是受黄河夺淮的影响，但1855年以后，黄河回到山东人海，江苏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次数仍为21∶7，水灾是旱灾的三倍，虽比1855年前有所减少，却仍比长江流域要高出许多。其中原因，主要还是与淮河流域降水变率大、受水条件差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淮河流域年降水量不如长江流域大，但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却比长江流域大，在这个地区，防水比防旱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两个流域同时遭灾的情况，又可发现：在21个共同受灾年份中，只有1971年是南旱北水，其它年份南北灾害的性质都是相同的，或同为水灾，或同为旱灾。这是因为如果南北皆灾，往往是在同一种气候条件下，为一种大尺度范围的天气系统所控制，因而造成的灾难性质也相同，如1954年江淮同发大水，就是因为“7月份鄂霍次克海维持着一个持续高压，使江淮上空成为冷暖空气长时间交绥区，造成连续持久的降雨过程”。①而如果出现南北皆灾，但灾情的性质却不同，则不但在时间上可能有先后的差异，而且天气系统的性质也往往不同，如1971年发生在北方的水灾是因为6月初的连阴雨，②而发生在南方的旱灾则是6月下旬以后的持续高温少雨所致，③二者的成因显然不属同一个天气系 一、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的现状 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广为覆盖的气象、海洋、地震、水文、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地面监测和观测网，建立了气象卫星、海洋卫星、陆地卫星系列，并正在建设减灾小卫星星座系统。在气象监测预报方面，建成了较先进的由地面气象观测站、太空站、各类天气雷达及气象卫星组成的大气探测系统，建立了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现代化的气象通信系统和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全国已形成了由国家、区域、省、地、县五级分工合理、有机结合、逐级指导的基本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测体系。为了监测江河洪水，国家组建了由数目众多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等组成的水文监测网，建立了七大江河地区洪涝灾害易发区警戒水域遥感数据库，将遥感技术在“八五”期间应用于洪灾监测。大江大河防汛抗旱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另外，利用现代科技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如农区人工增雨、人工防雹、滴灌工程等，这些技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防灾减灾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地震监测和抗震方面，组建了400多个地震观测台站，“十五”期间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由48个国家级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国家数字测震台网和由300多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20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网以及若干个流动数字测震台网、数字强震台网构成了中国数字测震系统，建立了大震警报系统和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测预报系统，编制了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和震害预测图，确定了52个城市作为国家重点防震城市，对全国地震烈度6度以上地区的工程建筑，实施综合性震害防御，对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的新建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完成了多条铁路干线、主要输油管线和多座骨干电厂、大型炼油厂，一批重点骨干钢铁企业和超大型乙烯工程以及大型水库的抗震加固。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加强了对滑坡、泥石流、崩塌以及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等地质灾害的勘查防治工作，采取了包括工程防御体系、生物水保防御体系、管理防护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预测及报警体系在内的综合防御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把生态建设与防灾减灾相结合，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和修建水利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防止和减轻了地质灾害的危害和损失。全国已建立了25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实施了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一万多条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综合治理。先后确立了包括“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农田防护林、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珠江流域防护林、辽河流域防护林、黄河中游防护林和太行山绿化工程、防治沙漠化工程的十大林业生态工程。此外，还发射了“资源一号”、“资源二号”卫星，广泛应用于资源勘查、防灾减灾、地质灾害监测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二、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管理缺乏综合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灾害管理体制基本是以单一灾种为主、分部门管理的模式，各涉灾管理部门自成系统，各自为战。由于没有常设的综合管理机构，各灾种之间缺乏统一协调，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联动，造成了许多弊端，如缺乏综合系统的法规、技术体系政策与全局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缺少系统的、连续的防灾减灾思想指导，不利于部门之间协调；缺少综合性的防灾减灾应急处置技术系统；缺少专门为灾害救援的综合型救援专家、技术型队伍；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防灾减灾科学技术体系；信息公开和交流渠道不顺畅；资源、信息不能共享；科学决策评估支持系统与财政金融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等等，直接影响防灾减灾实效。 投入不足 资金渠道单一 全国每年投入到防灾减灾科技研发和应用的经费十分有限，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设备购置、防灾工程建设、防灾减灾基础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多方面投入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防灾减灾科研基本依赖于财政拨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由于防灾减灾科研具有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近期经济效益，很难吸引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主动投入，造成防灾减灾科技发展和技术推广滞后。另外，缺少科研成果推广的中间环节与适合防灾减灾工作规律的运行机制，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一些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不足10%，严重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科技资源尚待优化配置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气象、地震、地质、环保等领域，由于缺乏宏观协调管理及传统的条块分割现状，一方面各领域主要关注本领域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研发工作主要局限于解决本领域存在的技术问题，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科技开发与应用水平发展很不平衡，在基础地理信息、救灾设备和队伍建设方面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另一方面，仪器、设备、资料、数据等都由部门、单位甚至个人所有，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共用，资源条件不能系统整合形成高效、共享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无法形成合力和整体创新优势。 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缓慢 一是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发展与应用水平很不平衡；二是各灾种的应急研究和操作水平差别较大，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三是技术手段和装备落后，监测能力不强，短期预测预报能力还较低；四是缺乏各类灾害的科学评估模型和方法，灾害信息共享应用和评估的技术急需完善；五是对一些重大灾害的认识与防治技术，长期徘徊不前；六是现有科研结合国情实际不够密切，科技整体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等。 防灾减灾高水平科技人才匮乏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专业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中，基层防灾减灾机构普遍缺少技术应用人才，与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重点结合不密切，特别缺乏防灾减灾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应用人才。另外，研究经费、待遇等方面条件较差，影响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科普宣教力度不够 缺乏统一的防灾减灾科普规划，没有固定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也缺乏经常性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使防灾减灾科普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致使我国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防灾减灾意识的科普教育水平较低，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差，最终影响我三、我国防灾减灾科技支撑的对策建议 建立统一综合的防灾减灾组织保障体系 设置统一的具有危机管理性质的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大政方针做出决策，逐步实现从部门为主的单一灾种管理体制向政府和部门联动、条块结合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转变。 加强科技主管部门与涉灾管理部门的协同，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多层次、分布式的协同管理职能和机制。 成立集合各灾种、各专业及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的顾问团体；建立防灾减灾决策的专家咨询系统，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完善防灾减灾科技进步政策与创新机制 制定科技支撑防灾减灾办法与政策，增加科技投入，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才培养选拔等方面给予支持；将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工作计划，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在大中小各级学校教育中适当引入防灾减灾课程及读物。 建立高效、合理的防灾减灾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投入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开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的推广应用。 多渠道增加对防灾减灾的科技投入 将防灾减灾发展所需投入纳入每年科技经费预算，按照一定的使用比例，支持研究开发工作、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技术装备、参加国际交流等。并使防灾减灾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科技经费增长的总体水平。 建立社会防灾减灾基金，吸收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及海外人士对防灾减灾的捐赠，按比例将部分基金用于科技投入。 用给予引导资金的方式，促进地方政府增加防灾减灾科技投入，引导技术开发机构与企业投资防灾减灾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促进防灾减灾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 借助全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整合全国各灾害管理部门的分类灾害信息资源，全天候运转监测网；以网络技术为纽带，积极推广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控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建设覆盖至全国各乡村的主要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及网络技术，综合集成防灾减灾各单位上报的灾情信息，构建包括灾害应急响应、灾害信息分析、灾害救援决策、救援信息反馈等在内的防灾减灾技术及信息资源平台。 加强防灾减灾科技能力与科技队伍建设 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和现代院所制度建设，进行课题制、首席专家负责制和科研经费预算等防灾减灾科技机构科研管理制度建设；鼓励科研与地方防灾减灾需要紧密结合，开展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和治理；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研发防灾减灾技术和装备，实现产业化；与管理部门合作，尝试推广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和管理方法，探索区域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模式；参与重点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试验示范区建设。 在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上，大力培训一线工作的防灾减灾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改善基层技术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通过科研项目、激励措施、分配制度、考核选拔等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培育有竞争力的研究群体，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培养防灾减灾后备人才，逐步在我国高校中开办防灾减灾专业教育。 加强国内外防灾减灾科技交流与合作 鼓励防灾减灾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获得先进的应用技术及管理经验，追踪最新技术。在跨国、跨区域的防灾减灾工程建设中，政府应积极协调，为项目实施提供帮助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