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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被召见，复言主战。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许，次年赴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因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为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1191)辞归建阳，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1195)，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 朱熹一生关心现实，对金人南侵、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现状焦虑不安，要求选贤任能，修明军政,爱养民力，实现统一。从中进士至死50多年间,虽为官仅9年，在朝廷任职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击贪吏，救灾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讲学和著述上。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正宗哲学，在思想领域中起了长期的消极作用。所撰《四书集注》，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规定士人发挥题义必须以此书为依据，影响极大。 在文学观点上，朱熹与二程相近。他倡导文道一贯之说，强调文道统一，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二者不能分开,反对"文以贯道"："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主张人们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随道的产生而产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产物。因而，他对唐宋古文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不满，说他们是"弃本逐末"。与此相应，朱熹论诗重言"志"，即诗中要有道德修养，认为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对从格律、词藻方面论工拙，强调质朴自然，因而形成他诗论中的复古主义观点。但他在具体论文论诗中，却有一些较公允的见解。如他认为学诗要从《诗经》、《离骚》开始；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对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的诗和苏洵、苏轼的文都有较中肯的评价。同样，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也常表现出尊重事实、重视文学反映现实和抒发情志的作用的求实精神。 在道学家中，朱熹的诗歌艺术性最高；在南宋文坛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点。 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刘子□，都是著名诗人，朱熹受他们的熏陶，也能写诗。他重古诗而轻律诗。五古学汉魏，学陶渊明，学唐人中诗风古朴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怀,以表现其"雍容俯仰"的气象和"中和冲淡"的胸襟。篇幅较短，语言自然，不用典故，长于用白描手法写自然景色。《对雨》、《六月十五日诣水公庵雨作》、《卧龙庵武侯祠》、《康王谷水帘》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中的"况复逢旱魃，农亩无余收；赤子亦何辜，黄屋劳深忧。而我忝朝寄,政荒积愆尤。怀□卧空阁,恻怆增绸缪"，则反映了迫切的现实问题，抒发了忧国忧民的心情。 朱熹认为自律诗出而讲究用韵、属对、比事、遣词，"益巧益密"，有害于诗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还是写了不少律诗，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读。五律如《登定王台》,旧时选本多入选。《拜张魏公墓下》6首，通过对爱国宿将张浚的赞颂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谋适不用,拱手迁南荒","中原尚腥□,人类几豺狼!"悲痛、愤激情见乎词。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刘叔通怀游子蒙之韵》："扣角听君悲复悲，壮心未已欲何！交游半落丘山外，离别偏伤老大时。尚喜渊潜容贾谊，不须日饮教袁丝。病余我更无□赖，勉为同怀一赋诗。"这是晚年被贬逐之后写的。报国无门的悲愤，出之以苍凉委婉之词，弥觉沉痛。 朱熹的七绝清新明丽之作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武夷□歌十首》一类诗，都情景交融，很有韵味。 道学家用诗讲道理，写出的不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朱熹集中也有这一类"诗"，但比例较小。同时，有些诗尽管也讲道理,却不是抽象地讲,而是用比兴手法写客观景物,给人以启发。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议论于写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诗味。至如七律《鹅湖寺和陆子寿》中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直接说理，但说得亲切，至今为人们所引用。 朱熹文章长于说理，风格近似曾巩。如《庚子应诏封事》力陈"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语言平实，很能代表其文章风格。他的一些记事、写景的短文，颇有文艺性。如《记孙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过孙觌写降表"一挥而就"的情态及其"顺天者存"的议论，刻画出投降者的形象并给予辛辣的讽刺。《百丈山记》（《文集》卷七十八），写涧水、瀑布、远山、日光和云涛变灭,细致准确,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写郭君为他画像表现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后写他将出游，欲画隐君子之形以归，而以郭君不能从行为憾。其国土日蹙、贤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见于言外，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语类》140卷,涉及面很广，是宋代以后新的语录体奠基之作。这种讲经传道、品评是非的口语化的文体，其特点是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如他论陶潜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语类》卷一百四十)论黄庭坚诗:"如《离骚》,初无奇字,只凭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这些话语，大都是他平时语言的忠实记录，讲述者的情感和语气宛然，很有感染力。 所著《朱文公文集》10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刻本。又有《续集》11卷，《别集》10卷，与《文集》合刊为《朱子大全》，有《四部备要》本。另有《朱子诗集》单行，共12卷，明程璩编，有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朱子语类》140卷,有成化九年（1473）陈炜刊本、石门吕氏刊本。《诗集传》、《楚辞集注》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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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