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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英文名SHU LUN PAN）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父和伯父都是清代举人。因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四。他14岁时，父亲去世，得长兄伯彦（古文学家）的教益很多。序伦12岁前读私垫，后入蜀山小学，毕业后，考进上海浦东中学，经常考第一名，颇得校长黄炎培的赏识。当他15岁将要毕业前夕，因抗议某教师而举行的交白卷风潮，被开除学籍。之后，转入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后，进南京政法大学，不到两年，学校因故被勒令停办。不久，他考进了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无线电收发班，毕业后被分派到海军某舰上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可他无意久留，退出军籍，辞去职务。后来，曾到南京造币厂当过翻译员，又回到家乡做中小学教员，他立志出国留学，得到黄炎培的支持，进入圣约翰大学。1921年毕业，得到文学士学位，同年学校保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选学了会计学科，因而奠定了一生从事会计学研究的基础。他在哈佛大学，勤奋苦读，放弃了假日休息与游览娱乐，经常是一只面包一杯开水充饥，争分夺秒地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从宿舍到教室、到图书馆，终日只是与书为伴，终于在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1924年春夏之交，潘序伦学成博士归国，被暨南大学聘为教授潘序伦。那时看到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式会计人才，恨不得插上三头六臂，使落后的局面改观。《论语》中说“民无信不立”，于是在1927年，潘序伦辞去了教授职务，开设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并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和创办会计学校。他从实践中深深感到开展会计师业务，首先要取信于社会，因之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句，将潘序伦会计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1927年，他先举办簿记训练班，因学生人数大增，为适应需要，后又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1930年12月，潘序伦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筹委会委员，1931年3～7月任主计处主计官。抗日战争时期，他离开上海到了重庆，并任教于重庆大学，又在重庆又设立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和多种教学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为了解决会计教材的供应，1941年秋与生活书店合作，创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专门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和印制发行会计帐册报表。《立信会计丛书》到1956年为止，共编译出版200余种，后又编制了《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会计概要》等著作。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于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5月受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潘序伦为了培养高级会计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他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重庆市区建造了立信大楼，分别办了两所专科学校。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和支持外地的立信同人和校友在桂林、北京、天津、南京、广州、衡阳和香港等地都办起了各类不同形式的立信会计学。到1953年止，培养的学生已逾10万人，遍布全国各地，远达美、德、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办学的原则是严格要求，精心培养，自编自教，切合实际，边学边做，讲究实效，精打细算，勤俭办校，尊师爱生，团结友爱。潘序伦自美国学成归国后，任教、著书收入额丰，捐助办学与发展会计事业不遗余力，1945年统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时迁校没有地方，他捐出私宅五开间三层楼房一幢，继而又捐出美金万元，为学校建造了体育馆，而他自己日常生活，非常简朴，斗室中一床一几一柜，一桌四椅，别无他物，唯书成堆，此习惯一直至晚年未改。他经受了反右的灾难，也遭到文革的迫害和冲击，在平反之前，对人侃侃而谈的不是感慨，他唯一悬念和关怀的是如伺迅速培养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会计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他得到文革期间被抄财物的赔偿款8万元，立即捐半数给刚建成的上海市会计学会作事业费，又捐赠给正在恢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按3.5万元作奖学基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潘序伦积极推动恢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会计学校，建了新校舍；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会计学会和解放后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会计师事务所。重建了立信会计编译所，编译出版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立信财经丛书》等30多种。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现今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机勃勃。潘序伦于1985年病逝。在他患病期间，曾邀浦东中学校长前往晤谈，对母校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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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简介潘序伦（1893—1985），又名秩四，江苏宜兴丁蜀镇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23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生前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和名誉校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中国会计学会和上海市会计学会顾问、上海市社联顾问等职。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会计处会计局副局长、经济部常务次长，为时极短。纵观他的一生，他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有人称其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在国外被誉为“中国会计之父”。二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随着实业救国思想的催生，中国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独立的注册会计师职业在我国应运而生。鉴于当时国内除了大型银行外，采用新式簿记和会计制度的工商企业为数极少，而且会计界的许多人士都有改革旧式帐簿的要求，1927年1月， 潘序伦先生辞退了一切职务，在上海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历史告诉我们，自上个世纪以来，在注册会计师业内，以至在我国会计界最早倡导诚信思想，大规模开展诚信教育的当推潘序伦先生。 潘序伦先生认为“立信”是做人的重要准则，同时也是会计的职业道德，忠于会计事业务必“立信”。 潘序伦先生认为“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 这是他忠诚敬业精神的深刻表达。 早在1928年，潘序伦先生就提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准则，把它作为办理各项会计事业的训条，要求立信会计同仁共勉，并毅然把事务所和学校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在回忆录中，潘序伦先生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我认为会计师的信誉很要紧，可以说是会计师业务的生命力，所以我把我的事务所改名为‘立信’，就是要取得社会的信誉。但是，资本家委托会计师办事，总希望对他们有利。这样，有个别会计师就以造假账或出具不真实的证明书以迎合某些委托人的要求，而取得会计师业务。但是，这种业务我所是绝对不接受的，我宁可放弃这种委托，这样，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吃亏了，但日子一久，就会给社会人士产生一种印象，认为‘立信’是信得过的，是可靠的，反而会引来大批的业务。” 潘序伦先生常说，作为会计人员，得99分也不算合格，只有100分才算合格，原因在于财务会计账目容不得半点差错和缺点。 潘序伦先生还说过：当一个人真正相信诚实是一种美德时，做了诚实的事，就会觉得内心的愉快和满足；凡是做了虚伪的事，就会感到极大的痛苦和不安。 潘序伦先生在给立信学校毕业生的纪念册题词道：“若孔圣有言：去食去衣，无信不立，则因以立信为建国之首务矣。若退而言会计，则立信为尤要。信苟不立，虽良法美意：必基石稳固而后可以尽其功能；此虽常言，实为先圣之所昭示，昭并日月，愿与请同学拳拳服膺而信守也”。 潘序伦先生一生看重“真诚”与“信用”，几十年来，他始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方面的言行举不胜举，至今读来，仍让我们有振聋发聩之感。走了许多坎坷之路我于1893年阴历6月，出版在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里。我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过，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桔颂帖》中说到“吾来阳羡（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惬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并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每逢他的生辰，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每次我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我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先父亮之还将我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其用意无非是要我们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秀才的县试。我父亲一有机会就私下里对我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我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因之，我中封建科举的毒是很深的。我十二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是我的一个远亲，后来就是我的长兄。回忆入学之初，由我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我当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到了1904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乃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我的长兄叫我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我都会琅琅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我长兄特地为我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二十四家“大族”，集议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第一期共招收36人，分正科、预科两班。我当时13岁，被选入正科，据说正科毕业就可以算是“秀才”了。学校规模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设校长、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之外，因学生全部住读，还设有舍监（相当于训导主任）。这些成员，全都是由二十四大族论资协商推荐的。例如，校长是由一位年已古稀、姓许的“贡生”担任，他的祖 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学监姓崔，也是贡生；舍监则是一个祖上做过高官的姓吕的担任。其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仍保留着许多旧科举私塾的痕迹，教职员可以任意斥骂学生。课程除读四书、五经、史记等古典文学以外，还有英文、日文、数学、中外史地、体操、音乐等，简单可以说与今天的高中的课程差不多了。我因为过去已经看过、读过这些书，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到年终考试得了个第一名。回到家里禀告了父亲，他向来对子女很严厉，面部表情总是冷若冰霜，这次总算对我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颅，勉励我继续努力。在这里就读的都是男子，女子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准应科场考试的。那时，男子可以进入宗族祠堂，女子是禁止入家祠的。同时，女子也被根本上进入孔子庙。就是在接下来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之后，各校起初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十余年之后才专为女子设立了女子学校，但这时仍无男女生同校就读之例。假如有人提出男女同校的主张，那简直就是离经判道，荒谬绝伦的主张了。当时，妇女在公开的场全，照例是不能用名字称呼的，只能用娘家的姓，冠以丈夫的姓称呼。例如，我父如潘，我母姓蒋，对我母亲就只能称潘蒋氏。我母亲就是在死后受到光绪皇帝诰封为“恭人”（四级品封号），也只能称“潘蒋氏”。由于旧社会对的妇女的种种歧视，千百年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巾帼英才。我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待遇，并且得到宪法的保障，真是幸福之至。小学毕业后，我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浦东六里桥由泥水匠起家、又毁家兴家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浦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黄炎培老师，他是当时该校的校长。那时我十五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我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亲来我家访问我这个老校友，并出示我当年十八岁时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我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攀登科学高峰，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秩序渐进。但我和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和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作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我因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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