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会计名家

刘统勋（1698年—1773年），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今山东高密）人。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要职。刘统勋官至宰相，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猝逝于上朝途中，乾隆皇帝闻讯慨叹失去股肱之臣，追授太傅，谥号文正。

刘统勋，曾任三部（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纪晓岚的授业恩师。山东诸城（今属于山东高密）人。祖父刘必显(1600 1692)为清初官员，官至户部广西司员外郎，阶奉直大夫。父亲刘棨（qǐ）曾担任过四川布政使，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其子是刘墉。1724年(清雍正二年)中进士，入仕途。1729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1736年升内阁学士，署刑部右侍郎。次年，任刑部左侍郎。1741年9月，被提拔为右都御史。1746年3月署漕运总督，9月还京。1747年充顺天府乡试正考官。1748年3月，受命同大学士高斌查办山东赈务。5月，先后至济南府德州哨马营、东昌府及聊城县运河东岸、泰安府东平县戴村坝以及沂河西岸江枫口，改坝浚河，成绩卓著。1749年12月，迁工部尚书，继而兼翰林院学士，又迁刑部尚书。1752年以查验通仓短少米石不实被免职留用。

刘统勋去世当天，乾隆皇帝曾特派御前大臣、尚书公福隆安携药前往看视。他死后乾隆帝特下谕说：“大学士刘统勋老成练达，品行端方，服官五十余年，实为国家得力大臣，可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赏内库银二千两治丧。”乾隆亲临其丧，赐谥“文正”，因而刘统勋成为清朝大臣中初殁即得谥“文正”的第一人。而这须出自皇帝特旨的赐谥，“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此”。丧归，乾隆命沿途文武官员在20里内者亲往灵柩前吊祭，遣官护送。6年后，乾隆在所作《怀旧》诗中仍念念不忘这位宠信大臣：“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统勋清廉正直，不结朋党。清代礼亲王昭梿称赞他说：“公（刘统勋）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道光《诸城县令》也称赞刘统勋说：他“刚毅笃棐，允直机密，襄赞纶扉，随事献纳，推贤黜佞，为百余年名臣第一。数谳大狱，无纵无枉。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区，服官五十余年，不增尺寸……”

刘统勋死后，与其子大学士刘墉、孙吏部尚书刘镮之葬故乡诸城白家庄祖坟，无著述传世。

既为汉官，又没有像张廷玉那样有家世背景，在最为崇满抑汉的乾隆朝能当上宰相真是不容易的。因为傅恒病逝，一时没有合适的满臣接替，这就使刘统勋得以填补这一空缺。乾隆帝比较偏爱年轻人，此时刘统勋已不年轻，这说明乾隆帝只是要他暂时弥补首席宰相一时之空缺而已，等到有了合适的满人宰相，还是要恢复满正汉副的局面的。

乾隆帝毕竟是英主，善于权衡利弊，为了保证国家政权机构的高效率地运转，乾隆帝循例把汉臣刘统勋擢为内阁首辅，把满臣尹继善擢为军机处首席大臣。此时刘统勋只是副宰相，首席军机大臣尹继善是正宰相。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尹继善就任首席军机处大臣还不到一年，即卒于任，终年76岁。乾隆帝又把刘统勋擢为首席军机大臣。此时，刘统勋就成为正宰相了。然而刘统勋担任正宰相也只有两年，便去世了。刘统勋成为军机处建立以来第一位汉人宰相。

刘统勋也算是少年得志，中进士时只有25岁。他在雍正朝先后供职翰林院与詹事府，并在南书房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主要是做文书工作。乾隆帝即位后，认为刘统勋颇有办事能力，予以擢升。乾隆元年（1736年）为内阁学士，派他去浙江协助嵇曾筠海塘治水工程。乾隆二年为刑部侍郎。后来，刘统勋因母亲去世归籍守制三年。

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为监察体系的最高官员，俗称“总宪”。他任“总宪”一年后，上了一份疏奏，他请求皇帝遏制两位宰相张廷玉与讷亲的权力。此疏耸动朝野。刘统勋大胆指出了朝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存在的弊端，首先是朋党问题，这是针对张廷玉的。张廷玉是康雍乾三朝老臣，雍正帝遗诏身后配享太庙的顾命大臣，“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当时，安徽桐城张氏家族通过科考、荐举、袭荫、议叙等形式，入朝为官者有19人之多，就连张氏的姻亲桐城姚氏也有子弟10人在朝为官。他建议在三年之内除皇帝特旨擢用外，张氏亲属子弟“概停升转”，以“保全”三朝老臣的清誉。刘统勋认为，张氏家族有“满招损”的可能，应该自我抑制。刘统勋又认为，作为宰辅培养的讷亲在个性上是有弱点的，请求皇帝加以训示，使之能够省改。而讷亲兼职过多，“统理部务，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近卫”，权力太重，“任事过锐”，也非“谦受益”之道。

乾隆帝拒绝了刘统勋的批评，尽管乾隆帝要摆脱前朝顾命大臣的阴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并不想马上动张廷玉。对于自己着意培养的宰辅讷亲当然也不能否定。一般来说，英明的皇帝都不会接受这类建议，那样岂不是显得臣工比自己更高明吗？

讷亲是康熙朝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孙。乾隆帝起用他首先是因为他是皇亲，可靠而且年轻，乾隆帝着意培养讷亲，是为使之成为日后取代鄂尔泰的合适人选。乾隆帝认为讷亲的最大特点是清廉。乾隆帝就此发布上谕说： “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臣僚。”

以前，康熙帝整治明珠，雍正帝整治隆科多都是借御史上疏弹劾以开启事端，而此次刘统勋所上并非弹章，不是在弹劾二人。监察御史的权力并不只是以弹劾为权限，监督权则更广泛，凡是妨碍公益紊乱官纪的事情，都要纠正。在正常情况下，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在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的。朝廷要依靠御史制度监督考察吏治，这就是制度的作用。一切制度不论好坏，都是人在起作用。因此，不可以简单地把人治与法制对立。

乾隆二十一年，刘统勋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并取代被革职的富勒赫，主持完成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他事必躬亲，亲临治河工地、风餐露宿，保障了堤坝的质量与按时完工。有一次刘统勋去杨桥工地视察，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他询问误期的原因，有关人员解释说是由于柴火供应不上。刘统勋知道其中必有弊端，乃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刘统勋一了解，原来是河员必须收取陋规才接受柴火，他们因无钱行贿，柴火即使运到此地也不能卸车。赶车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刘统勋立即回到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多年察看黄河、运河的河工，对河工症结当然有清楚的认识。与一般官吏多注重治工方略不同，他认为河工中的财物管理是治河成败的关键因素。对于河工侵吞工程帑银的痼疾，刘统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对治方法。刘统勋非常清楚朝廷用于河工的钱款大多落入各级河工的腰包，这必然使治河工程的质量大受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看，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朝廷也无可奈何。尽管经常有几位河工因为贪污河费而受到严惩，但是制度性的腐败决定了官吏们总是可以逍遥法外。封建 社会 的法，对于异端，是法如深涧；对于贪官，往往是法如虚设。只要上下串通一气，风险也并不太大。河工用料制度形同虚设，河工们弄虚作假的本领大得很，“筑堤则削洪增顶，挑河则垫崖贴腮，买料则虚堆假垛”，另一种情况则是，河工常常以挥霍的方式把河费糟蹋了，实际效果也一样。从制度角度看，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熟的会计制度和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河工中贪污和浪费现象，历年的河费不断加重着朝廷的财政负担。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刘统勋乘轿上朝来到紫禁城东华门外，轿夫忽然察觉轿子倾斜，掀开轿帘一看，刘统勋已经死去。乾隆皇帝闻讯急派尚书福隆安送药急救，但已不及。《啸亭杂录》记述，乾隆皇帝亲临驴市胡同刘宅祭奠时，因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刘家。《清史稿》记述，乾隆皇帝“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此后，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和孙子刘环之也住在驴市胡同。刘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历任知府、巡抚、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刘墉85岁去世，《清史稿》说他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刘统勋次子刘堪的儿子刘环之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历任户部尚书、顺天府府尹，后因政务不熟被嘉庆皇帝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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