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假账新闻

会计帮领导做假账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领导要求财务做假账贪污，犯贪污罪，财务以共同犯罪量刑。但是如果有从轻情节，可以在量刑上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单位领导人、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伪造、变造、故意毁灭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或者利用虚假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偷税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由财政、审计、税务机关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负责处理，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方面，会被判刑多久，需要看具体涉嫌的罪名以及涉及的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01年是美国多灾多难的一年。“9·11”事件发生并震惊世界后不久，曾是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年营业收入达近千亿美元，股票市值最高时700多亿美元，在《财富》杂志全球五百家大公司中排名第七的安然公司，在事先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破产，以资产总额498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记录，再一次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此后，假账丑闻便一发不可收拾，世界通讯、施乐、美林、默克、奎斯特等巨型公司相继曝出会计造假的消息，形成了多米诺效应。一时间，会计造假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 这些造假案例的共同特点是，利用会计隐瞒对本公司不利的信息，发布的是对本公司有利却是虚假的信息，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因此而得以维持。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人们利用公司发布的虚假信息，捕捉到了公司经营活动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揭露，这些公司也立即因此而陷入困境。 分析家认为美国大公司敢于铤而走险的原因是利益驱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金，也推动着美国大公司头脑发热，盲目扩张。但是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碎，美国经济进入了低迷。为了维持股价，防止利益流失，他们只能不惜以信用做代价，大做假账。“安然事件”案例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早期主要从事天然气、石油传输等传统业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安然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其复杂而又高超的技巧使安然公司得到了金融创新巨擘的美称，并且成为美国MBA教材中案例而倍加赞赏。安然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通过会计造假来维持公司不正当的利益。以下一组数据（单位：百万美元）可以证明（详见2002年第5期《证券市场导报》）：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非衍生金融工具收入 93557 34774 27215 非衍生金融工具成本 （94517） （34761） （26381） 非衍生金融工具毛利 （960） 13 834 衍生金融工具利得（或损失） 7232 5338 4045 其他费用 （4319） （4549） （3501） 营业利润 1953 802 1378 净利润 979 893 703 数据表明，虽然安然公司的非衍生金融工具的收入有成倍的增长，利润却直线下降，到2001年已出现了亏损。但从报表所披露的净利润看，利润则是稳步增长的。这是衍生金融工具所带来的好处。如果剔除衍生金融工具的利得，安然连续3年的营业利润都是亏损的。从披露的资料看，安然公司主要采用以下的衍生金融工具、关联交易和会计手段来达到目的。 一、构造特殊目的实体（Speeial Purpose Entity，SPE） SPE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构造的实体，是一种金融工具，企业可以通过它在不增加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情况下融入资金。安然公司为了能为他们高速的扩张筹措资金，利用SPE成功地进行表外筹资几十亿美元。但是在会计处理上，安然公司未将两个SPE的资产负债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进行合并处理，但却将其利润包括在公司的业绩之内。美国会计法规规定，只要非关联方持有权益价值不低于SPE资产公允价值的3%，企业就可以不将其资产和负债纳入合并报表。但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只要企业对SPE有实质的控制权和承担相应风险，就应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从事后安然公司自愿追溯调整有关SPE的会计处理看，安然公司显然钻了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空子。仅就这两个SPE，安然公司就通过合并报表高估利润5亿美元，少计负债25亿美元。 二、构造复杂的公司体系进行关联交易 安然公司创建子公司和合伙公司数量超过3000个。之所以创建这些公司是为了通过关联交易创造利润。媒体所披露的最典型的关联交易发生在 2001年第二季度，安然公司把北美3个燃气电站卖给了关联企业，市场估计此项交易比公允价值高出3亿至5亿美元。还将它的一家生产石油添加剂的工厂以 1.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另一个关联企业。而该工厂早在1999年被列为“损毁资产”，冲销金额达4.4亿美元。之所以创建这么多而复杂的公司体系，拉长控制链条，是为了通过关联交易自上而下传递风险，自下而上传递报酬，在信息的披露上把水搅混。 三、将未来不确定的收益计入本期收益 安然公司所从事的业务，许多是通过与能源和宽带有关的合约及其他衍生工具获取收益，而这些收益取决于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预期。在IT业及通讯业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安然只将合约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计入财务报表，并且未对相关假设予以充分披露。 安然公司通过金融工具、关联企业制造交易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较低的成本筹集更多的资金；二是创造收益和利润，维持高企的股价以迎合华尔街的需要。由于发行股票会稀释股权，于是借债成了筹资的主要选择。然而借债太多会提高资产负债率，影响资信等级，从而影响借债成本的提高，同时也会影响进一步举债。如果不将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上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安然利用会计手段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却同时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上世纪90年代，安然公司大量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筹资，其手段复杂而巧妙。安然有800多个信托基金，安然将资产委托出去，以资产及资产的收入作为抵押发行债券，发行所得交由安然使用。发行的债券尽管有抵押，但为了保证发行成功，安然又常使用股票作为进一步的担保。例如对一家负债达24亿美元的鱼鹰基金，安然所签定的合约就有下面两个担保条件：一是安然的股票价格不能低于一定的价位，否则必须购回这些债券；二是安然的债信评级必须满足要求，即如果安然的债信被评到垃圾级以下时，安然必须把这些发出的债券按发行价买回。这两个条件对安然公司是生死攸关的。由于能源市场的波动，去年10月底，安然的股价跌到30美元以下，安然必须还债的第一个条件达到了。11月8日，其股价跌到10美元以下，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给安然降级，安然必须还债的第二个条件达到了。根据合约，安然必须拿出34亿美元还债，此时，安然已无力回天，只好宣布破产。 上述案例表明，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并不能改变公司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是要败露的。有趣的是，安然问题的败露与虚假信息的曝光相关联。请看2001年发生的事件：2月20日，《财富》杂志称安然公司为“巨大的密不透风”的公司，其公司债务在堆积，而华尔街仍被蒙在鼓里；10月16日，安然公司宣布第三季度亏损6.18亿美元；10月26日，安然公司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通报了公司的问题；11月8日，安然公司承认自1997年以来虚报盈利约6亿美元；12月2日，公司股票价格从当年最高每股90美元降至每股26美分，下降99%，安然公司只能选择申请破产。 如果说安然公司在投资决策方面犯了第一个错误的话，那么运用会计造假是犯了第二个错误。如果说在犯了第一个错误时，还有可能采取行动挽救公司命运的话，那么在犯了第二个错误后，错误的后果达到了极至，企业悲剧性的结局将很难避免。会计造假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其获得暂时的成功，也可以使其永久身败名裂。安然公司可谓“成也会计，败也会计”。 会计造假只能蒙骗一时，不能蒙骗一世。依靠会计造假发展企业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是会计造假者应该谨记的。 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一案，经由郑州市检察机关审查认定，该公司原董事长李福乾等3人在任职期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和其他人利益，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在今年4月罢免了（李福乾）“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后，于8月1日被依法提起公诉。这是所有会计造假者应引以为戒的。

造成会计人员做假账的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从会计人员方面分析，做假账的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屈从领导的压力，被动做假。这主要是受单位负责人的不良道德影响。在目前的经济社会中，会计人员与单位负责人的从属关系，使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而会计人员在领导的指使和强迫下被动的做假账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国内闻名的“银广厦”案、“蓝田股份”案等，都是企业负责人直接指使和策划下造假的。会计人员在领导的压力之下，从个人利益出发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将会面临被排挤、打击甚至丢掉饭碗的巨大风险。二是自律意识不强，为谋私利铤而走险。从一些违法违纪的案例来看，极少数会计人员因为道德素质比较低，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为了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而不顾后果，比如挪用公款等。从企业及有关单位方面分析，促使会计人员做假账的动机有三：一是企业本身的利益驱动。如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要夸大资产和净资产及利润收益的数字，掩饰不良资产；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要隐瞒缩小利润额以合理避税；向主管部门上报经营业绩时，却要向实际数字里加料。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有关中介机构，也是为了自身利益，收人钱财，给人消灾。二是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产生的压力。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惯性，以及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记假账、账外账也早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搞花架子，盲目地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逼着企业为了完成任务而不得不编造虚假的会计报表。三是监督机制和会计规范体系不完善。当企业的财务行为与会计法规制度发生抵触时，往往片面强调搞活经营，而放松对违纪违规行为的监督。况且目前的会计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等监督标准不统一，功能上相互交叉，各部门在管理上又各自为政，从而削弱了整体监督的效果。虽然有关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税收、财务和物价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每年都要对会计报表进行审计验证，但其经常性、规范性及其广度、深度、力度，都不能给企业内部会计监督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内部审计往往不能被企业真正所接纳，很难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同时，满足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运行需要的会计管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处罚力度不大，使得违反会计法规的成本低廉且能给违法者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造假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