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会计简史论文

幼年的李先生接受家庭和私塾的传统文化教育, 奠定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26年考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新学书院, 接受严格的英语训练, 并学习数理化等新科学，由此形成稳固的外语基础,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创造了优越条件。就读大学时的李先生,便对会计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李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从上大学时,就喜欢读各国的会计书刊。工商学院时常得到国外赠书,图书馆藏比较丰富。经常研读的会计书籍主要有：被称为会计圣经的卢卡o巴却里所著《数学大全》的英译本、舍尔所著《簿记理论》、巴比所著《复式记帐》、奥尔德卡斯尔所著《实用簿记》等；皮克斯利的《簿记辞典》、狄克西主编的《会计学大词典》、黎斯尔主编的《会计百科全书》、派登主编的《会计师手册》和劳伦斯、陀尔等所编的《成本会计手册》等；凯斯特、斐尼、卡特、派登等人所著的《会计原理》、本耐特所著的《论资产负债表》、斯波拉哥的《会计哲学》、哈特菲尔德的《近代会计学》、劳伦斯的《成本会计学》、德波拉、贝尔、蒙哥马利等所著的《审计学》、利特尔顿所著的《十九世纪前会计史》等名著；日本会计书看过黑泽清的《会计学》、太田哲三的《贷借对照表》、吉田良三和三边金藏的《会计监查》、渡部义雄的《原价计算法纲要》、袁愈全翻译的《会计学概要》等；在中文图书方面,李先生经常参阅的著作有：杨端六、杨汝梅所著两本《商业簿记》、杨汝梅的《中国审计制度》、杨众先的《无形资产论》、潘序伦的《会计学》和《审计学》、李鸿寿和莫启欧的《会计数学》、钱乃徽的《查账报告书和工作底稿》、黄祖方的《会计报表分析》、张心徽的《会计制度设计》、雍家源的《政府会计》等；在会计期刊方面,李先生订阅了徐永祚会计师主编的《会计杂志》和潘序伦会计师所办的《立信会计季刊》两种,并每期都全部阅读。由于潜心攻读,认真思考,他写的毕业论文《中国之所得税》通过答辩,取得满分,深受主持答辩教授的赞许,经推荐由震旦大学、工商学院联合出版,作为经济丛书之一。巴黎社会科学院将本论文评为优秀作品,日本关西大学副教授柏井象雄在其所著《近代支那财政史》一书中,曾引用本文观点,并列为参考文献。1937年毕业后,他留校任讲师,先后讲授簿记、审计学、统计学、商业实践、成本会计、公司会计等课程。1942年,晋升为教授。其后担任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学等六门课。虽然课程门数没有增加,但是难度加大了。为此,李先生组建了公平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工商企业委托,从事会计制度设计,审查账目报表和所得税等业务,以增长工作经验,为搞好教学服务。1945年,李先生担任会计财政系系主任。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聘请在业务部门工作而又在理论研究上卓有成绩的专家到校兼课, 选用美国原版教材, 加强学生实践环节,严格教学管理,鼓励教师和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创立会计学会, 使该系及学校声誉日盛,得到社会的好评。1949年,国立津沽大学成立,李先生被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校长。他虽担任繁重的副校长行政工作,仍然坚持上教学第一线,讲授会计、审计课程,不脱离教学岗位。多次参加教育部召开的有关教育改革的会议和制订合计系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专业会议,从而学习到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理论,并在津沽大学付诸实施。 50年代院校调整后,李先生辞去行政职务,在南开大学会计系任教授。担任会计原理、商业会计、经济活动分析、检查与监督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其间,李先生潜心研究苏联合计,撰写论文、翻译俄文会计资料,还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专著,为财政部在我国工业企业推行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提供参考,受到我国机械、纺织等行业会计人员的欢迎,此书曾在1956年天津科技优秀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好评, 李先生指导的留学生还将其介绍到国外,广为流传。李先生作为中国金融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李先生应南汉宸行长的邀请,出席了专家座谈会。会上,李先生就如何稳定金融市场,提了几条建议。对地下钱庄滥发本票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行为,应予制止。会后,政府果然采取了坚决措施,明令取消了本票。会议期间, 李先生荣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感到自己的建议能被政府采纳,很受鼓舞。经历了50年代反右派斗争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风雨坎坷,李先生倍觉大好时光的珍贵和教育事业的重要,为促进会计教育蓬勃发展、进一步改进教学,李先生于1983年撰写了题为《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的论文。李先生认为,建国以来,会计教学和科研一直沿袭着50年代的苏联模式, 不适合我国当前国情, 为此必须进行改革。过去教学方案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有：①培养目标不够明确；②专业面窄,适应性不强；③教材内容陈旧,未介绍外国成果；④学科体系结构不适当；⑤对理论和技能训练重视不够；⑥教学方法机械,影响学生独立思考。因此,他建议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学专业教学方案。李先生在论文中指出,(一)会计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的会计学高级专门人才,要求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完成会计师的基本训练, 胜任会计工作和会计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二)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加了经济法、审计学、管理会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三)修订教材,并增加了电子计算机应用、投入产出法、国外财务会计等选修课程；(四)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程,适当减少了其他课程的课时；(五)将原来的会计学原理课分为会计基础学和现代会计理论两门课;设立会计实验室和计算机房,增设会计实验室；(六)改进教学方法,推广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设想,得到院领导和教师群众的支持,已在天津财经学院逐步实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李先生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最感兴趣,他认为：由于我国解放前不重视会计的科学研究, 解放后又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 致使会计科学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李先生提倡学术界与实际工作者合作,共同探讨会计理论与实践,努力提高会计的科学水平,明确会计的科学性质,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管理服务。李先生撰文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会计学,既应以科学的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导,还要根据经济核算的原则,研究如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如何提高科学技术以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所以,它应该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综合性经济管理社会科学。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会计界许多同志的赞同。对于会计的职能,会计界多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但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这句话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早期的会计著作,都说会计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这是受苏联教材的影响。我国《会计法》第三条则称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近年来对会计职能的说法,越来越多。有人提出它包括反映、监督、核算、分析、预测、决策、促进等多种职能。李先生认为：反映和核算是指的会计记录,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而分析、监督、促进、预测、决策等,都可以包括在控制的概念之中,会计既是信息系统,同时也是控制系统。所以会计职能还是说'反映和控制'比较好。80年代初,李先生撰写题为《论社会主义的会计原则》的论文,指出会计工作必须以会计原则为指导。同时又应注意,对于外国的会计原则,我们不应照抄照搬,该论文引起会计界的讨论。1984年研究会计法时，曾将会计原则写入会计法草案。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把研究会计原则纳入议事日程并成立了会计原则及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1992年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列入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及时性、明晰性等原则,正反映着李先生的主张。李先生认为：研究任何学科都必须了解古今中外。对于我国在解放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会计史著作，深感这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为此，他经过发掘考证和研究,发表了《会计史话》系列文章，引起会计界的反响。他对近年来取得的会计史研究进展感到高兴,并为授课的需要,编写了《中国会计简史》,作为对研究会计历史的一点贡献。他认为会计改革除了必须总结自己的经验,还应借鉴外国经验，以便批判地吸收,为我所用,因此写了《国际会计》、《国际审计》,供学习研究者参考。

(一)、西式单式簿记的崛起10世纪至11世纪，作为中世纪西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兴起，并很快得到发展。11世纪末至12世纪，在十字军东征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和中部的托斯坎尼开始控制了东方和西欧的中介贸易。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法兰西的马赛、那劳阿里等城市里的商人积聚了大量资本，并陆续将其投入到工业及银钱业中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和银钱业的发展。12世纪至13世纪，市民争取城市自治的运动日益高涨，并最终通过激烈斗争建立了一些城市国家，诸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很快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地。13世纪至14世纪，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区形成，威尼斯开始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它所发行金币“杜卡特”已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至14世纪经营银钱业的商户已达一百多家。与此同时，在13世纪至14世纪，行会在各城市国家中发展起来，而通过行会所结成的资产者同盟，已成为向封建建主宣战的得力组织。上述变化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已经稀疏地可在地中海沿岸看到。”这便是借贷复式簿记得以在意大利北部城邦萌芽、产生及获得初步发展，最终促使西式簿记崛起，并取代东方会计历史地位的主要原因。(二)、西方复式簿记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及生长阶段，产生了佛罗伦萨式、热那亚式与威尼斯式簿记、“三式薄记”的光辉照亮了未来西欧乃至世界会计的发展里程，它实现了世界由古代会计发展阶段向近代会计发展阶段的转变，改写了世界会计发展历史，产生研究复式簿记的光辉文献《薄记论》，并揭开近代会计发展史的崭新篇章。在16世纪至17世纪，德国、荷兰、法国等先后继承与发展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实务与理论，最终在欧洲造就“帕乔利时代。”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扫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障碍，进而带来18世纪70年代的产业革命，这一重大变化使英国会计的发展进入到创新时期。同时，18世纪在巩固兴旺发达起来的公共会计师事业及它在审计、复式簿记原理与早期成本会计方面的贡献，使英国很快成为世界会计发展中心，这一历史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三)、西方复式簿记实现了世界会计发展史的根本性转变。从13世纪到19世纪，在复式簿记时代700年左右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实现了世界会计发展史上的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实现了由古代会计发展阶段向近代会计发展阶段的转变，其间适应早期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要来，逐步以复式簿记的方法体系取代了单式簿记的方法体系，并较为系统地建立了“簿记学”的基本理论。二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产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之下，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建立成本会计为立足点，以会计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为基本指导思想，已在实务处理与理论方面开始朝着会计时代的方向发展转变，这一转变在进入20世纪后才最终完成。(四)、西方会计的崛起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会计崛起是资本主义经济军先在西欧产生、发展之必然结果，其后，它在近代会计发展史上占据支配地位，又是科学技术进步、产业革命在西欧发生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必然结果。至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心转移，世界会计中心也就从英国乃至西欧转移到美国。追溯西方会计一千年改革的发展历史，是迅速的，充满了高涨的热情。(五)、西方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会计发展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进入公元11世纪后，西欧的封建化过程才基本完成，这一历史进程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然而，中世纪的鼎盛时期转眼而至，商业的兴起，城市的建立与发展，约二百年左右，西欧便很快进入到经济专业化的兴旺发达时期，这种演进速度又比中国快了500年左右。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会计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拉开了帐幕，此后，东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自然而然两者在会计发展方面的差距也逐步扩大，这是公元11世纪至20世纪世界会计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1494年，被誉为“现代会计之父”的巴其阿勒发表了《算术、几何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复式记账法，这是会计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19世纪间产业革命的兴起，股份公司的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现代会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美国第一次讨论会计原则，将会计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为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使传统的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两个分支。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就用符号、图画记录狩猎的收获。在我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会计名称溯源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计”字左为“言”，又为“十”。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1. 史前时期的会计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契，刻也，刻识其数也”。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的历史之深远。2. 夏商周时期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3. 春秋战国及秦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4. 两汉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6. 唐宋时期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7. 元明时期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8. 清朝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总结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晚清时期（1843～1910年），英美人士薛迈罗克、克佐时、达利、汤笙等，在上海最早设立西方会计师事务所。其服务对象首先是上海一些对外交往较多的行政事业机关。如江海关、盐务、铁路和邮政等。其次是外商在我国开办的洋行、工厂、银行，再次为我国私营工商企业办理会计查帐事务。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各种会计事务纠纷中受制于外国列强的不公正现象，迫切要求有中国自己的会计师。到30年代以后，我国大中城市会计师事务所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全国会计师事务所中，规模较大、声誉较著的立信、公信、正明、正则等会计师事务所都设在上海。一、正明会计师事务所正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为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民国10年（1921年）由会计师徐永祚创办。事务所在主任会计师之下设计核、训练、出版三部，承办查帐、会计制度设计、会计管理与整理、会计证明与鉴定、财产清算与管理、会计事务咨询顾问、代办纳税申报、注册登记、审计与会计人员培训、出版会计刊物等事务。在事务所开办的20多年间，业务迅速扩展，拥有资本较大的固定客户，如上海金融界的“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其他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以及工商界的天厨味精厂、上海安达纱厂、天原化工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等。40年代后期，业务渗入慎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等外资企业。为了实践中式会计改良的基本设想，徐氏先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洲药房等企业试点，经他设计指导，实行改良中式簿计的企业，不下三四百家。并创办《会计杂志》，开展会计学术研究和宣传改良中式簿记，闯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会计改良之路。徐氏还撰写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其中较大影响的有《改良中式簿记概况》、《英美会计师制度》、《决算表的分析》、《所得税与会计》等，对改善中国会计、审计的面貌，推行中式会计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为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由我国现代会计的奠基人之一、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在民国16年1月创办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39号。该所初创之际，只聘用助理人员1人。以后业务迅速发展，到1937年已拥有工作人员70多人。分设主任会计师室、计核科、文书科、法律科、信托科、总务科、编辑科以及学校部。各科（部）负责的业务项目是，计核科：常年会计顾问，常年或临时查帐，设计会计制度，破产清理；文书科：公司登记，商标注册，申请专利，代拟会计及商业文件等：法律科：常年法律顾问，工商企业、个人法律诉讼，破产债权、债务诉讼；信托科：担任清算人、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外商科：承办外商企业的分支公司登记，商标注册，申请专利等；编辑科：编写立信会计丛书，编辑立信月报、会计季刊；总务科：办理人事、会计、档案和后勤供应等；学校部：负责多种形式的会计学校（包括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各种补习学校）的教务工作。事务所担任了不少大中企业的查帐工作和会计顾问，其中工商企业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纱厂、申新纱厂、大中华火柴厂等。金融业有中国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国货银行等。社会团体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等。接受委托的外商企业有百家之多，其中有美商的联合航空公司、可口可乐公司、英商的怡和洋行、太古轮船公司等，为此事务所增设一个外商科。民国19年以后，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先后在杭州（1930年）、桂林（1939年）、重庆（1941年）、南京（1946年）、广州（1946年）、天津（1948年）等大中城市设立分所。并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以适应各级立信会计学校教材之需，扩大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影响，提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和业务质量，成为当时规模最大、职能齐全、影响最广的会计师事务所。潘氏一生撰写了大量会计、审计专著、评著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的著作有29部之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各种会计制度》、《会计学》、《政府会计》、《审计学教科书》、《审计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还著有《初级成本会计》、《会计学教程》等9部著作。译著有《劳氏成本会计》、《裴氏高等会计学》等15部，以及《中国之会计师职业》、《查帐标准程序之拟订》等近90篇论文。三、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民国10年由著名会计学家谢霖创办于京津地区，为我国创办最早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当时谢氏在交通银行任职，事务繁忙，无暇顾及事务所之事，同时会计师职业在京津地区尚未被社会认识，业务甚少。30年代以后，他鉴于上海工商业发展较快，就到上海设立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开业后很快赢得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信任，业务迅速发展。事务所设立主任会计师，下设四科：计算科，主管查核帐目，破产企业之清算与财产管理，会计证明与鉴定，常年会计顾问等事项；设计科，主管各类企业会计规程、制度设计等；文书科，办理公司、银行登记，商标注册，代拟会计与商事文稿等；总务科，主管其他杂项事务并协助主任会计师工作。后来随着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该事务所先后在南京、济南、汉口、长沙、重庆、成都、广州等城市设立分所30余处。谢氏治学严谨，著作颇丰，较有影响的会计审计著作有：《银行簿记学》、《银行会计》、《铁道会计》、《会计学》、《审计学》、《成本会计》、《公司法要义》以及《中国之会计制度》等。四、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公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为公平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于民国16年。初期由俞希稷任主任会计师，先后加入者有奚玉书、徐英豪、王海帆等会计师。民国25年，公平会计师事务所改组，由奚玉书单独组办，改名为公信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事务所严守会计师职业道德，确保服务质量，因而迅速赢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业务应接不暇，拥有常年客户100多家，其中在上海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主要客户有；荣氏申新纱厂及其分支企业、严氏系统苏纶纱厂、仁德纱厂、大隆铁工厂、大新振染织厂、正泰橡胶厂等。在执行会计师业务中，奚氏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爱国主义精神。民国21年前后，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组建中国航空公司，经双方议定特聘英籍克佐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常年查帐。奚氏闻悉此事，立即与交通部交涉，力劝作为合资一方的交通部应以国格为重，维护民族利益。在他据理力争下，该公司根据双方对等原则，同意同时聘请公平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常年查帐。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很多工商企业毁于战火，当时已在外国保险公司投保兵险的正泰橡胶厂，因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袭击遭受损失。该厂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诬称该厂系“被流氓抢劫后焚毁”的，拒绝任何赔款。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承接这一棘手的案子以后，由当时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奚玉书对此案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查，最终查明事实真相，迫使外国保险公司如数赔款。奚氏还对当时的会计师制度做了大量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先后参与拟订了《会计师服务细则》以及对《全国会计师协会章程》、《会计师公费标准》等的修订工作。上述4个会计师事务所在业务上的共同特点是，都在执行会计师业务的同时，举办会计学校，培训会计人才，创办会计刊物，出版发行会计图书及会计用品等。把执行会计师业务、培训会计人才、出版发行会计杂志和会计图书用品融为一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会计师创业道路。他们的内部组织也较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