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会计的贡献

会计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记录计量到单式簿记再到复式簿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沿革过程。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秦朝的会计管理制度对我国的会计发展方面和我国的会计制度史上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朝时，不仅使全国官方会计组织、制度和会计核算基本方法得到了统一，而且还将经济法制和会计监督相结合。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封建王朝对财政收支情况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控制。秦朝会计制度因币制和度量衡的统一而日渐得到完善。有很多出土的秦朝竹简为我们研究秦朝会计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贵史料。秦朝会计管理制度在我国会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从两大方面来介绍秦朝的会计管理制度。一、从财计组织看秦朝会计管理制度的发展情况完善的财计组织机构——自上而下相对应的会计机构在秦朝，封建官僚机构是完整并且统一的，财政机构自上而下也有一套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一个系统。秦朝设有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财政经济方面的事务由丞相负责，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其中包括对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的监察。这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审计作用。丞相下的财计主管部门设有两个队伍，建立两套账簿，对财政收支进行核算和管理。他们相互牵制又各自独立。这在历史的会计官制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发挥了会计内部的制约作用。这两个队伍，一个是治粟内史，具体掌握国家的财政经济；另一个是少府，主要掌管皇室财政。秦朝会计各自核算，分工明确精细，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以实现经济集权为目的，从不同方面构建了相互牵制的关系。这可以充分反映出秦朝的会计管理水平，而且这一管理制度在当时西方国家也很难找到。由此可见，我国秦代自上而下实行的会计管理组织机构已经相当完善。二、从财计制度看秦朝会计管理制度的发展情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财计制度——会计管理发展的又一高度对经济管理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建立健全经济法制。会计管理制度作为经济管理监督的依据，一样必须建立在有规可循，有法可依的基础上。我国的会计发展至今，都离不开国家财政部颁发的一系列法规，而会计管理有法可依的特色就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秦朝会计管理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法律确定了财计制度。当时的法规涉及到会计管理的各个方面，为我国会计法规的建立健全提供了借鉴作用。三、建立在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上的会计管理制度现代会计核算体系可以展示出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在账户设置、复式记账、填制凭证、登记账簿和财产清查和会计报告中，可以看到我国会计长期发展的精华部分，我国秦朝的会计核算就是促使这精华出现的源泉。这对我国会计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会计账簿的设置与分类管理从古老的中式会计方法中，登记会计账簿一直是基本方法。秦朝时期制定了严密的管理制度来管理记录财物的会计书籍。佃租、盐税、商税、铁税和口赋等，都是秦朝财政收入的主要内容。会计部门会根据这些收入，设置各种会计书，并且进行分类登记。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会计部门都会统一上述收入设置会计书籍。这种分类记录的会计书籍，已经有了现代中明细分类账的作用。这种方式，可以明确详细地向人们展现各类财产收入的情况，而且可以核对账目、检查记录是否正确。（二）会计凭证的建立和运用随着封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凭证和账簿的记录有了密切的关系，这便诞生了作为记账依据的原始凭证。到秦朝的时候，经济凭证的作用扩大，也由财政收支情况的凭据演变成记账的原始凭据。在现代会计中，要求对所有经济业务的记录都必须有真实凭据，而在秦朝，早已广泛应用这一规则。当时会计管理制度规定，财物出入必须进行审查，到一定时期还要将凭证进行整理，依次排序排列，作为日后的检查依据。秦朝时的会计凭证已经成为记录账簿的依据并且名副其实。当时的凭证有相应分类，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式二联，一式三联的会计凭证。并且规定了传递手续。这一点发挥了会计凭证在内部制约中的重要作用。（三）会计计量单位的飞跃现代会计的一大特征就是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这是因为货币以价值记录还可以反映会计对象。在会计对象计量单位不同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汇总的作用。如果没有货币计量，会计核算也会相当复杂繁琐，也不会有现在的总账账簿和会计报表。在秦朝，以实物计量单位为主的会计记录方式有了质的飞跃。币制统一，实现了会计计量以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的过渡，也为其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到现在，以实物为主要的计量单位已经被淘汰，而以货币为主的会计核算沿用至今，并且在规范简化会计核算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货币度量，在商品交易中也被广泛应用。每日卖出商品所得收入都要记录到账簿中，到一定时期，管理市场的相应官员会根据账簿计算出所应缴纳的的税收金额，同时通过货币的度量方式计算这一时期的经营成果。货币度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记录和计量上面，这也是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四）记账、结账及账实核对方法的发展在现代会计核算方法中，经济事项的内容摘要、发生日期、记账方向、数量以及会计期间的严格划分，都是记账的主要内容，这些因素都充分表现在秦朝的会计记账方法中。秦朝开始，我国进入记账方法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时期。从前文字叙述式的繁琐记录方法被简明固定的会计记录格式取代。秦代在记账时对会计期间的划分也有了充分认识并且相当严格。如今会计期间的划分已经为世界所公认，并且为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也是秦代给出的历史借鉴作用。在秦代，“入一出二余”的结账公式在会计核算中得到灵活运用，主要运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月度年度结账，二是新旧官员交接工作时。这种财物记录和清算相结合的制度，相互制约，也成为了秦朝会计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秦朝完善的财计组织机构，分工明确，自上而下且相互制约；秦朝的财计制度又有法可依；会计管理制度给现代会计管理提供了精华成分；会计账簿分类设置并且分类登记；记录账簿有会计凭证作为依据并且有相应分类；计量单位发生质的改变，成为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会计记账方式由繁至简，又有灵活的记账方式，这些又成为秦朝会计发展中的一大亮点。秦朝会计管理制度的辉煌成就在大量史料中均有记载。这个管理制度，对后来历朝历代乃至现代中国的会计组织机构的健全完善以及记账法应用，还有账簿凭证体系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也不难看出秦朝会计管理制度在会计史上的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会计概要如下：1、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2、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3、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4、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5、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6、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

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夏代作为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商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会计思想的最初萌芽；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初步形成。 夏朝时的会计思想 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是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会，中期才可能是奴隶社会，“从物质文化的具体特点来说，商周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与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夏文化阶段。由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形态来观察，和传说记载中（关于）夏朝的情况有些类似。”有关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只能依靠推测和传说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会计思想。先来看一下夏朝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仅有石骨器、铜器和车舟的制作技术，而且陶器的制作技术比以前更加精细，生产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变为铜石并用，“自铜发明（按：指铜的冶炼），首先制造者为利器（按：指兵器）与工具。利器如刀，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铲，为耕种所必需。”由于铜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再加上农业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发明，原始社会的生产协作逐步向生产过程的个人化发展。土地所有制由原来的氏族所有渐渐演变为大家族所有，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来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逐步演化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分工。生产过程的个人化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又休戚相关，“生产过程的个人化既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私有财产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心投入与结果的比较，从而使会计思想从简单的计数反映发展到主动的核算和监督。家族间分工活动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商业活动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也逐渐产生计数的思想，这是人们识别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本能体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会计计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简单刻记”和“结绳计事”也应运而生，这种计量思想是人类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为了生产实践的基本需要而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们注意管理经济的最初表现。这种基本会计思想的出现，中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伏羲时代即有“结绳记事”之法的出现（虽然只是传说，但从文物和史料记载上，可以断定在伏羲时代已存在这种计数方法。），据说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法是十分全面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用绳结表示。“通常以主绳为干，上系各色小绳，因事物种类之别，而各异其结，如以黄色表示黄金；白色表示白银；绿色表示谷物。数星方面，见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二十，重结表示百，二重结为二百等等。”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部落间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仅靠结绳已无法满足交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最初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书契”开始出现，“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共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会计计量标准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现，则标志着会计记录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仅有明确的量的观念，而且对实物的确认也有质的思想，“书契”作为记帐凭证的应用，使我国会计出现了最简单的轮廓，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会计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会计思想要想能够反映和促进技术的进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必须能够容纳和促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以文化为核心的制度背景，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以“帝王文化”为特征的产权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权所有的产权思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王权所有的思想是在国家出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在氏族首领间进行的，这为氏族首领利用公共权利为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氏族首领对公共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共权力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频繁的战争最终导致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国家的产生。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雅典和罗马均不相同，国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团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而是氏族内部先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国有；租税合一；专制主义；水利灌溉；农村公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和各种各样拟血缘关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产权都带有超经济的色彩，“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一的所有者”，最终形成“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会计作为反映产权变化的工具，产权超经济的特征必然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权家长制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的演化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家庭制，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必然使统治者把族权和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齐，构成政治体制的基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作为国家财产“唯一所有者”的需要，必然会把会计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韩非子·饰邪》所记载的“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传说，即反映了大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对各部落进行贡赋缴纳的会计考核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夏朝有关会计的传说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会计思想一些最简单的推测，夏代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交通工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会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质基础。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如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会计出现的必要性，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可能性和由处理人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必要性，两者有机结合，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邀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这三种说法反映夏代已有贡赋征收的制度，会计作为反映实物产权变化的工具，必然存在着会计对贡赋核算的思想。夏代时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人们已经开始用实物来度量，“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则是反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没有某种衡量形式，财产权就不可能建立，交换也不会发生。”会计作为反映财产权变化的思想也是计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