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监管反腐机制

财务监督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妥善处理各种账务；完善审批授权制度，做好职责分离，避免一支笔，一言堂现象。单位的财务部门，是单位资金流入流出的通道，其资金流向要经过财务部门这道闸门。单位的事业费、项目经费等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单位账户，各项科研费用、项目支出等又需支付出去，特别是近年来行政部门的项目数量和金额越来越多，执行率的压力越来越大。财务监督就是要守好这道闸门，防止国有资产流人歧途。

摘要：当今的中国正在发生普遍的商业贿赂现象，这种现象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侵蚀是非常严重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行业“潜规则”，长期游离于执法部门的视野之外，如何遏制商业贿赂已成为我国当前的头等大事，本文主要从会计监管的角度提出治理商业贿赂的措施。关键词：商业贿赂 影响 原因 会计治理“商业贿赂”一词，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使用得如此频繁。2006年初，中纪委将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当年反腐工作重点。3月份,国家22个部委组成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那么商业贿赂为什么会被政府如此重视，它到底会有多大危害，国家又该如何治理呢？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从会计治理的角度作了初步探讨。一、商业贿赂的简单解释商业贿赂指为谋取商业利益而发生的贿赂，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商业贿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一、回扣和手续费。回扣即在商品或劳务的买卖中，由卖方从收到的价款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一部分返还给买方或其经办人的款项。手续费包括好处费、辛苦费、介绍费、酬劳费、活动费、信息费等；二、礼品和礼金。即在节假日以礼品和礼金的名义行贿；三、以购代贿。即高价购买受贿人或其亲属出售的物品、字画等；四、以赌博输钱代贿；五、以提供消费项目代贿。例如免费提供旅游、宴请等满足受贿人吃喝玩乐欲望的活动等。由于商业贿赂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隐蔽性较强，犯罪双方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断才用新的贿赂方式，商业贿赂的辨别变得越来越难。二、商业贿赂的影响（一）加剧了社会诚信的危机。商业贿赂不仅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且更为长久地损害了中国的社会道德。2006年3月初，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有72.7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很普遍，20.98%的人认为比较普遍，只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不普遍。当被问及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不行贿、不请客送礼，生意是否能做好时，9.79%的人认为能做好，72.03%认为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18.18%认为肯定要做垮。（二）扭曲了公平竞争规则，妨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转。商业贿赂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要求，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破坏了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一些诚信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这种“腐蚀剂”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企业却只能屈从这种“潜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更重要的是，商业贿赂的本质是对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的收买，它是社会法治与正义公平的大敌。同时，商业贿赂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费者负担，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三）破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合理的竞争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状况，使生产者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以及在什么时候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并且通过竞争，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的出现，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行贿者一边倾斜。资源及劳动的不合理流向了行贿者一边。这势必阻碍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四）败坏了官员政治道德。商业贿赂已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随着商业贿赂渐成气候，必将出现大批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的企业经理、采购、供销人员和政府官员。别看“商业贿赂”四个字只关乎“商业”、关乎 “腐败””，其实商业所贿赂的是权力。有道是“门槛出腐败，审批见贿赂”，或许可以这么说，哪里有涉及商业审批的，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因为“审批”之权就能换来利益。商业贿赂的存在，既诱发了仇富、仇官的心理，还严重损害了社会和谐，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破坏更是无法估量。三、商业贿赂盛行的原因（一）商业贿赂查处难度较大。商业贿赂的查处非常困难，难就难在取证困难。商业贿赂一般都采用“一对一”的交易形式，交易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往往共同隐瞒相关情况，隐瞒性较强。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往往被社会认同为行业行销的“潜规则”，导致民众对商业贿赂认知的模糊。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只能屈从，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二）多头监管导致无人管理。在我国，众多执法机关和部门均有权管辖商业贿赂行为，但互相冲突，处处留下空隙，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例如在我国《刑法》中，商业贿赂是否“构成犯罪”一般以“数额较大”作为标准，多大金额算是“数额较大”没有确定标准。司法部门往往结合一些具体的“内部指引”作为判断的依据，这种内部指引并不向行政监督部门传达。行政监督部门对一起商业贿赂案件是否介入管辖，是根据其自身的理解做出判断，在部门利益的支配下，许多行政监督部门往往不主动把情节严重的案件移交司法部门管辖，仅简单地处以行政罚款、通报批评、警告记过了事。实践中，行政监督部门为了避免与司法机关管辖权的冲突，可能对商业贿赂案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公安、检察机关因缺乏对商业活动的日常监督手段，对市场上发生的商业贿赂行为多不知情，因此造成了多头监管、谁也不管的局面。（三）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在我国关于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比较分散，而且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规定得并不清晰、完善，例如对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范围的界定，对执法主管机关的统一等，都存在问题。现实中商业贿赂的花样很多，如手续费、劳务费、辛苦费、茶水费、咨询费等，有很大的迷惑性。我国司法实践对商业贿赂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认定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以至于法律没能被很好执行。更主要的是，中国现有专门打击商业贿赂的规范性法律条文明显不足，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商业贿赂的需要。（四）官员职位的“权力寻租”。虽然商业贿赂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权力“寻租”有密切关系。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药品生产审批、出口配额审批、物资采购招标等部门，少数政府工作人员与不法经营者相互勾结的事并不鲜见：谁给好处给谁审批、谁给回扣给谁配额、谁给佣金给谁工程。当少数人利用“公权”与不法经营者勾结，获取不正当利益时，正常的交易方式就没有了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