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贵注册会计师

宋代经济发达，但是因为国小，无法提供足够的金银作为通货。《宋史?食货志》及《续资治通鉴》均记载从北宋真宗朝就开始因白银存量偏少不足以赶上经济的发展，银价不断上涨，所以宋朝朝廷开始发行纸币。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建立的南宋越发贫弱，所以制造纸币显得十分迫切。南宋的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楮币最早发行于是绍兴三十一年（1661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这次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一、宋孝宗的币制改革但初期的楮币没有设定发行限额，又没有设界，因此从绍兴三十一年（1661年）至宋孝宗乾道二年（1666年），六年间共发行二千八百多万贯，再加上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楮币，楮币已经严重贬值。一些不法奸商看到有利可图，便在各地用低价收购楮币，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一时间，大宋首都临安出现挤兑风潮，宋孝宗大惊，以宫廷内库所藏银钱二百万两，回收近五百万贯楮币，然后当众焚烧。宋孝宗曾说：“朕为了楮币，十年睡不着觉。”政府的紧急措施恢复了楮币的信用，宋孝宗又深入改革，在乾道四年（1168年）宣布楮币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此后，因为宋朝准备金充足，加上民间对楮币依然存在需求，所以楮币一直发展良好。到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世面上流通的楮币又高达二千四百多万贯，纸币贬值，物价疯涨。宋孝宗认为：“楮币流通量少则贵重，流通量大则贬值。”所以制定了秤提法，即有多少准备金则发行多少楮币，如果市面上流通的纸币过多，就动用金银回收。所以在宋孝宗执政时期，纸币流通基本上还是比较健康。二、史弥远的造楮法宋孝宗之后，南宋朝廷的财政日益困难，所以这方法被严重破坏。特别是开禧年间（1205年—1207年）韩侂胄发动对金国的北伐，大量军费财政益发困难，南宋朝廷疯狂发行楮币，第十一界发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贯，第十二界四发行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贯，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万贯，市面上流通的楮币竟有一亿四千万贯。南宋朝廷的经济几近崩溃，宁波人史弥远联合一批官员，暗杀了韩侂胄，对金国采取议和态度，出任宰相。尽管停战，但南宋的财政赤字并未解决。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多达二亿五千多万贯。到了绍定五年（1232年），流通量更是达到了三亿三千万贯。史弥远面对楮币困局，采取办法，不是秤提法回收多余流通楮币，而是直接承认楮币贬值，他大量印造新楮币，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而后，再以这些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作“和籴”。这样一来，货币贬值就成功被转嫁到民众头上。虽然这办法不厚道，但却足以救一时之急，再加上史弥远适当使用秤提法回收楮币，所以尽管纸币发展不健康，但依然保持稳定。可依靠“造楮”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史弥远死后，官员们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挽救经济，有的时候来不及印制楮币，索性就将积存于库房中来不及焚毁的破损纸币，直接发行到市面上，到最后南宋朝廷都根本搞不清市面上流通多少楮币。而货币的贬值速度也十分惊人，南宋初年一石米仅售钱三缗，可到了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千缗，货币贬值超过了三百倍。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三、贾似道的公田法台州人贾似道上台后，蒙宋关系恶化，双方开战，军费开支大量增加，通货膨胀不断增加，南宋若不进行改革，就要自我崩溃了。贾似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踌躇满志决定进行改革。他分析后认为“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扭转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遏制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因此他决心实行“公田法”。所谓“公田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秩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作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作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二百亩，而他实际田产为八百亩，那他必须拿出六百亩的三分之一即二百亩作为公田卖给朝廷。如同上述，预计朝廷可买回公田一千万亩，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既可充军饷、免和籴，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贾似道率先以身作则地拿出自家田产一万亩充为公田，又开始逼迫当时超级大富豪荣王赵与芮出血。赵与芮是宋理宗的唯一的弟弟，备受荣宠，他的俸禄相当于当时绍兴府的三分之一财政，又因担任大宗正，负责皇宫内廷采购事务，所以真可谓是富可敌国。贾似道首先以这样的权贵开刀，命他献出一千亩良田，以示实行新法的决心。这招貌似手腕很强，实际上却后患无穷，后宋理宗去世，赵与芮的儿子赵禥继位，给贾似道招来了杀身之祸。“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等江浙地区最富庶的六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一千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六百多万石，足够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标。经济学有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中国历代无论改革的政策设计的多么完美，目的是多么利民利国，到最后都是加重民众负担。贾似道的改革也难以跳出这个怪圈，他的初衷本是针对大官僚大地主，可是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这项改革迅速变成了扰民之举。首先，收购价格一刀切。贾似道规定每亩四十缗，但是田的肥沃程度和出产率不同，有的田肥沃，价值千缗，但是也用四十缗；另一方面，有的豪强还勾结官吏，用荒地套四十缗收购费。其次，官吏办事不力。贾似道惟恐地方官员袒护有权势的大地主，对不奉行新法的官员，采取交章弹劾。因此地方官员们争相迎合，有的以次充好，有的谎报收购的亩数。有些地方可以收购的田产并不多，可地方官员为了避免被弹劾，就迫使百亩以上的小地主必须申请卖田，不愿卖田者就被官吏们处以极刑，结果是“六郡之民，破家者多”。除此之外，贾似道自己也乱印纸币。贾的钞票与众不同，自制上面印个贾字，自称为“金银现钱关子”，一贯抵十八界楮币三贯，还下令直接废掉十七界楮币，实际上与史弥远的造楮法并无二致。这给本已十分混乱的南宋货币政策添了新乱，这种新纸币进入市场后，物价更加暴涨，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这样一来，贾似道既得罪了大量有权势的官僚贵族，同时又导致“浙中大扰”、“民破产失业者甚众”，甚至连通货膨胀都没有解决，民间怨声载道，两边吃力不讨好。最后，反对贾似道改革的官员们利用天上出现彗星，纷纷上书攻击他和新政，改革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