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什么会计文化现象

关于中国的会计特色几点看法：一、关于中国特色会计讨论的简要回顾早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时，就有人提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会计方法体系，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82年娄尔行教授等在中、美比较会计研究报告中，就有关社会经济制度对会计的影响、会计的任务、假设、概念和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总结了我国当时会计的独特之处。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曾经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和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活动的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第一次给出了建立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时间表。两年后，在中国会计学会1985年年会工作报告中，杨纪琬教授总结了两年来关于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情况，进一步肯定了“在四化建设实践中产生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必然具有中国特色”。1986年便有人提出建立中国式治理会计问题，1988年又扩展到不同国家会计差异的研究，指出“尽管美国和西欧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的会计惯例在许多方面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黄世忠，1988）。1990年阎达五教授在《会计理论研讨十年回顾》一文中，针对有些人对“中国特色”不太理解的情况指出，“事实上‘中国特色’是指会计理论与方法必须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必须与该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实践已经和必将继续证实，抛弃‘中国特色’，我国的会计理论研讨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阎达五，1990）。在此之后的十年间，我国会计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探索，分析了对中国会计有重要影响或决定其特点的主要因素；分析了不同法律体系下的会计模式；开始研究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与起点理论问题；探讨了会计理论结构、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会计文化问题，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问题，尤其是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会计的特色问题。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会计是会有中国的特色的，“不但过去有，今天有，甚至以后，一个两个世纪，也许还会有。也不止中国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杨时展）关于何为中国特色，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特色是中国会计与他国会计的显著差别。这些差异可以采用某种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从长远看，会计的国家特色可能会逐步缩小，剩下的是一些非原则性、非根本性的差异，旧的差异被协调的同时又会不断产生新的差异，最终差异会越来越小，并认为中国特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只要国家间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差别存在，必然是会计的国家化与国际化并存，而会计的国家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方法差异以及具体经济业务会计处理的区别并不等同于特色，而特色主要在于一国整体会计框架、会计运行机制或者重大方面的差别。”而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会计环境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各国会计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会计的中国特色即源于此（刘玉廷，2000）。在1999年12月和2000年12月两次“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专题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肯定了会计的中国特色这一命题。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但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二、关于研究因素与研究范围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看，我国会计学者对影响各国会计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观点：四因素论：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国际经济交往（朱元午，1991）；五因素论：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曲晓辉，2000）；六因素论：一是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教育、历史传统（孟凡利，1994），二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教育、文化六个因素（刘玉廷，2000），三是法律、政治、经济、税收、文化、教育（陈信元，1999）；十因素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企业整体治理水平、企业领导对会计治理的重视程度、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企业会计治理制度的完备程度（钱嘉福，1996）。综观各种观点，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具有共同的熟悉，大部分人对教育、法律的影响表示赞同，而对国际经济交往、税收、科技、社会、历史传统、企业内部环境等因素则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影响各国会计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历史传统。因为：第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加强，一方面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推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各国加强国际会计方面的研究，尽可能实现会计的国际协调，以减小会计的国际差异，但这恰恰是缩小会计差异的因素，而不是相反。其次，税收对会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税法实现的，而税法又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税收因素仍可归属于法律因素。第三，一般来讲，科技水平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又是科技水平的反映，因而科技因素最终表现为经济因素。第四，“社会”一般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或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很显然“社会”是其他各因素的集合体，不必要也不可能单列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第五，企业整体治理水平、企业领导对会计治理的重视程度，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也是国民教育水平的外在表现，会计人员的素质更是如此，只有具备高素质的治理人员、会计人员，才可能有高水平的完备的会计治理制度，因此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实际上是经济与教育两个因素的延伸。第六，这里的“历史传统”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包括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这恰恰是文化等因素无法包容而又对会计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至于各个影响因素中是否存在主导影响因素或要害影响因素问题，上述观点中并未提及。我认为，虽然各国会计差异是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确实存在着主导影响因素，例如，改革开放前我国会计与西方会计的差异主要决定于政治因素，改革开放后则主要决定于经济因素，西方国家的会计差异有的决定于法律因素（加普通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有的决定于税收因素（如法国、德国的会计制度趋同于法律制度，不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等。西方还有一种“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会计制度形成中的重要决定因素，无论是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还是对各种会计现象的熟悉和解释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郝振平，1997）。上述各项影响因素必然在特定对象、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发挥作用，研究中国会计特色自然离不开参照物，这就涉及到研究范围问题。从我国会计制度体系上考察，会计准则居于会计法之下、会计制度之上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因为此，近年来我国对会计准则的研究力度远远大于对会计法和会计制度的研究力度。但会计法是我国会计工作的根本大法，会计制度是我国会计工作的直接依据，因此对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研究不可偏废，以便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会计特色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实践体系。此外，从公开媒体上的研讨情况来看，我国会计准则的参照对象主要是北美、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从广泛借鉴意义上说，有必要对除了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加大这方面的研究投入。三、关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根本标志在于其质的规定性不同，假如从不同角度考察，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会计特色亦是如此。我们不妨从以下视角进行研究与总结：静态与动态。从静态角度看，各国会计理论及会计实务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差异；从动态角度分析，这些差异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或形成新的差异。仅就我国建国后的会计发展历史看，有人将其划分为学习苏联阶段、“破除迷信”阶段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阶段（杨时展），也有人将其分为初步形成阶段、停滞发展阶段、全面发展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陈信元），显然，不同时期的会计研究重心、会计制度、会计方法、会计实践内容等均有所不同甚至截然不同，与同期的其他国家比较，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样其他国家的会计理论与实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既要从静态角度总结我国会计特色，又要从动态角度、发展角度熟悉这些特色，特色既是可变的，同时也是可以把握的。 总体与个体。总体作为个体的集合，隐含着个体的某些特征；个体作为总体的构成细胞，是总体特征的基本源泉。一个国家会计实务方面的特征，除上述宏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外，还来自于会计实务方面的创造力，而会计理论上的特征又源于会计实务，如以我国50年代试行的内部经济核算制为基础，于80年代模拟市场调节办法设立的内部银行，以及90年代以邯钢为代表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制的施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责任会计制度及预算控制制度的理论。中国会计总体特色的研究，不应该、也不能脱离个体会计实践的分析和总结。全面与局部。是指全国与地区的关系，即中国会计整体特色的总结应注重同局部地区先进经验的提炼相结合，如邯钢的预算治理经验、湖北的会计局经验、各地的会计委派制经验等，如何使之与中国会计的特色相联系，如何构筑相关的特色理论与方法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整体与分层。这里的分层是指会计、审计、财务等不同领域，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等不同行业，租赁会计、企业集团会计、外币折算会计、破产会计等非凡业务的层次划分。不同层次会计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会计整体特色的组成部分，加强不同层次会计的中外比较研究、构筑这一层面的特色理论与方法，自然也是特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特色的研究方法，目前虽然未见专文论述，但已有大量关于会计研究方法的论文或论著，主要包括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归纳与演绎、经验与逻辑、分析与综合等各种方法或各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但应注重可变因素与不可变因素的关系、变化与稳定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必然与偶然的关系等，以防以偏概全。四、关于中国会计特色的内涵与外延中国会计的特色既然表现为中国会计的独特之处、表现为与它国会计的差异，我们可从“人无我有、人有我无、人有我有”三个方面进行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考察。其中“人有我有”在具体内容、理论依据、实务方法等方面也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而这些差异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务上的，既有理论体系方面的也有方法体系方面的，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强调特色、欣赏特色，并不等于抱着特色不放而人为地“塞入”会计制度中，而是要在条件许可情况下使之逐步地、有意识地与国际接轨，以便使我们的会计更全面更深入地走向世界，尽量缩小与它国的差异，促进国际会计的真正协调。协调不等于同一，世界各国不可能采用同一会计理论、会计模式、会计方法以至会计理念，因此差异或特色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某些旧的差异缩小或消失了，但又会产生新的差异，各个差异的形成或缩小，决定于各国会计环境的变化。因此，中国会计特色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差别在于特色范围的大小、内容的多少以及如何熟悉和理解这些特色。从目前我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历史传统等环境分析，我国的会计特色主要表现为：1、会计治理体制的垂直性。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地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治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形成“国家财政部→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县（盟）财政局”的垂直会计治理体制，其他任何部门和团体无权治理会计工作。2、会计规章的层次性。表现为“会计法→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行业会计制度”的纵向法规体系和基本会计法规与行业会计法规以及综合会计法规与专业会计法规的横向法规网络等。3、会计制度的强制性。会计法规定，各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不得脱离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4、会计实务的先进性。一方面，企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必须以会计制度为依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日渐成熟，实际工作中必然会出现制度中尚未规范的经济业务，如五花八门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问题、2001年3月放开一级证券市场带来的会计问题等等。这些均表明会计实务较会计制度的超前性，这虽然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同样问题，但不能不看到在我国的显性化更强一些。5、会计工作的矛盾性。由会计制度的刚性要求与会计实务的多样性、灵活性所决定，我国会计工作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合法的不合理、合理的不合法”的现象，只要保持会计制度的上述特征，这一局面将是长期的。只有在制度与实务的博奕中、在制度的不断修订完善中逐步协调，才可使这一矛盾减少到最低限度。6、会计人员的依靠性。由上述所决定，企业单位会计人员不得不依靠于会计制度。另一方面，我国历史悠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就造就了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文化环境。会计人员出于传统文化观念，自然乐于接受风险较小、不确定性较小的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进而产生对制度的依靠性。1993年会计制度转轨以来我国会计人员的表现，以及最近财政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和制定更具体的全国统一会计制度的举措，是对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关系争议的最好回答，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7、会计手段的双重性。目前我国会计工作仍然处于手工操作与计算机操作并存的阶段，这种会计手段的双重性，造成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披露具体程度以及会计信息利用广度与深度等方面的差异。8、会计教育的抽象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一些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介绍并实施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建立了会计继续教育的职业教育制度，但由于“私塾”等传统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的深刻影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抽象和范式的教学内容以及实践教学不足等，仍然是目前会计教育的主流，即便是实践性很强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等，也仍未能摆脱这一框框的束缚。9、会计研究的分极性。就总体上分析，有南方与北方之别。从研究方法上看，一极注重“应该是什么”的传统的规范性研究（后者），一极注重“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现象主要反映了地域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从研究重心上看，一极是以会计制度的改良和规范为主，一极是以证券市场会计实务的论证和完善为主，这是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的制度变迁、市场分割、文化演变等特定环境所决定的。从会计理论上看，一极是“信息系统论”，一极是“会计治理论”，虽然近几年有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趋势，但仍未改变总的格局。面对中国会计特色这样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其中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应放弃对特色的研究和讨论，并进行全面、冷静、深入的思考，“不论是否有特色，都要有充分而必要的理由，……中国会计是否有特色只能在会计改革的实践中，遵循理论与实践的哲学思想，不断总结，不断实践，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应是我们研究中国会计特色问题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会计的具体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物质文化的具体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物质文化的影响，开始表现在会计从业人员对会计工具的研究和探索停滞不前。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如果过度钻研工具及技术，就会陷入“奇技淫巧”的漩涡，所以从物质工具上来说，一把算盘从发明之日起，用了几千年，仍然一直在用。各种账目、会计工具，从历史上看，都是后来被动的从外来文化中引入。

2、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行为文化的具体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行为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人际关系表现的比较明显，在会计工作过程中强调搞好内部、外部“平衡”，侧重于人事关系的处理，内耗较大，这使得会计行为本身常常为了处理好人事关系不得不牺牲会计的科学性和政治性。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导致会计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文化的影响业人员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使得他们在会计业务处理的过程中一味的墨守陈规缺乏能动性和创新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制度文化的具体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会计制度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计惯例、价值观和模式。中国会计制度偏向集体主义，偏重统一的会计制度，权力距离较大，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着重法律管制。

4、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会计精神文化的具体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积累沉淀、形成了整个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中表现出一种很强的伦理性特点。

伦理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制约，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会计从业人员和会计组织的行为规则，具体表现为：德治重于法制。要求会计从业人员公私分明、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干好本职工作。

但也存在过度重视道德衡量忽视了法制建设，同时在会计工作中也可能存在对领导过度讲“礼”，对同事过度讲“义”，对小团体讲究“忠诚”，而放弃了一些公信的原则。

这些都和我国传统文化凝聚性差，分散以及内耗严重有关，这些都和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会计建设中充分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发扬其优点，不断的促进我国会计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扩展资料：

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中国会计从萌芽到独立存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

研究中国会计文化，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会计的论述和思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凝缩出中国会计文化的关键词：尚德、明法、审数、立信。

一、尚德

操守为重是会计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崇尚“义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会计行业作为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行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会计人员在中华文化熏陶和长期的会计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实事求是、廉洁奉公、遵守法规、谦虚谨慎、客观公正等文化道德观念，对广大会计人员的思想、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尚德就是要让会计人员认知会计职业道德及其规范，而且是使他们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逐步形成自身的思想观念，并指导和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职业道德自律能力，形成良好、稳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二、明法

明纪守法是会计文化的底线。《管子》强调会计必须“明法审数”。“明法”就是要按照颁布的规章制度和法令条文办事。

《资治通鉴》中记载，唐代刘晏称“至于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碟，不得轻出一言。”这也是对会计人员遵纪守法的记载。

“明法”，就是要将会计法律制度转化为会计人员内心的信念，从而达到有效地规范会计行为，达到治本的目的。

因此，在规范会计行为时，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加强会计法制建设，依法规范会计行为，增强法律保障。同时，也要切实增强依法从业的自律意识，知法、守法、护法。

三、审数

客观真实是会计文化的基石。《管子》中“明法审数”中的“审数”，就是要求各项收支的数据做到真实客观谨慎。《孟子•万章下》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己矣’。

其意思即为“孔子曾经做过管理库房的小吏，他说：‘算账计数必须要准确才行啊！’”《秦律》中云:“计勿相谬”，也是要求记录正确。可见，古代“会计”中即有不弄虚作假的道德要求。

在现代生活中，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真实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财务状况，做到账实相符、账证相符、账卡相符、账账相符，客观真实，维护社会各方财产的安全，为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服务。

四、立信

诚信公正是会计文化的生命。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曾指出：“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潘序伦对培养的会计人才不仅要求具有会计专业知识，更强调“立信”二字，要求会计人员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守信立法，严禁弄虚作假等思想为现代会计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对会计行业而言，客观公正是会计之本，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客观公正的意识和作风，坚持准则、依法理财、客观公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会计文化精髓

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会计文化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中国国情及会计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加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会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受到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哲学和人类价值观对会计的影响又是综合的。本文根据我国会计文化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现阶段我国会计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会计文化的涵义及要素会计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强调以人为本的会计管理哲学,相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又是一种亚文化。我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形式实现会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会计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为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会计文化这四个基础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我国会计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原则1.整体性原则会计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原则是指在会计文化建设中,要坚持系统思想和整体观点,不断评估各要素对整体会计文化质量的影响,实现会计文化的整体优化。也就是说,

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萌生于人类识别和监督的需要，孕育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会计思想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夏代作为古代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所建立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的邦国组织，不仅为以后商周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会计思想的最初萌芽；商代为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真正的会计思想才初步形成。 夏朝时的会计思想 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是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会，中期才可能是奴隶社会，“从物质文化的具体特点来说，商周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与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夏文化阶段。由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形态来观察，和传说记载中（关于）夏朝的情况有些类似。”有关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们只能依靠推测和传说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会计思想。先来看一下夏朝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仅有石骨器、铜器和车舟的制作技术，而且陶器的制作技术比以前更加精细，生产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变为铜石并用，“自铜发明（按：指铜的冶炼），首先制造者为利器（按：指兵器）与工具。利器如刀，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铲，为耕种所必需。”由于铜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再加上农业施肥和灌溉技术的发明，原始社会的生产协作逐步向生产过程的个人化发展。土地所有制由原来的氏族所有渐渐演变为大家族所有，氏族内部逐渐分化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来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逐步演化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分工。生产过程的个人化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又休戚相关，“生产过程的个人化既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而私有财产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心投入与结果的比较，从而使会计思想从简单的计数反映发展到主动的核算和监督。家族间分工活动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商业活动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也逐渐产生计数的思想，这是人们识别和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本能体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会计计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简单刻记”和“结绳计事”也应运而生，这种计量思想是人类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为了生产实践的基本需要而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们注意管理经济的最初表现。这种基本会计思想的出现，中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伏羲时代即有“结绳记事”之法的出现（虽然只是传说，但从文物和史料记载上，可以断定在伏羲时代已存在这种计数方法。），据说古代秘鲁人的结绳法是十分全面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用绳结表示。“通常以主绳为干，上系各色小绳，因事物种类之别，而各异其结，如以黄色表示黄金；白色表示白银；绿色表示谷物。数星方面，见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二十，重结表示百，二重结为二百等等。”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部落间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仅靠结绳已无法满足交易和生产活动的需要，最初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书契”开始出现，“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共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会计计量标准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现，则标志着会计记录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仅有明确的量的观念，而且对实物的确认也有质的思想，“书契”作为记帐凭证的应用，使我国会计出现了最简单的轮廓，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史上一件大事。 但是技术进步只是会计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会计思想要想能够反映和促进技术的进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必须能够容纳和促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以文化为核心的制度背景，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以“帝王文化”为特征的产权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权所有的产权思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王权所有的思想是在国家出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剩余产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在氏族首领间进行的，这为氏族首领利用公共权利为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财产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氏族首领对公共权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共权力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频繁的战争最终导致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国家的产生。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雅典和罗马均不相同，国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团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而是氏族内部先分化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国有；租税合一；专制主义；水利灌溉；农村公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和各种各样拟血缘关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宗法原则，所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形式的产权都带有超经济的色彩，“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一的所有者”，最终形成“朕即国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会计作为反映产权变化的工具，产权超经济的特征必然对会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权家长制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的演化结果，其本质特征是家庭制，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必然使统治者把族权和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齐，构成政治体制的基础。统治者为维护自己作为国家财产“唯一所有者”的需要，必然会把会计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韩非子·饰邪》所记载的“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的传说，即反映了大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在对各部落进行贡赋缴纳的会计考核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夏朝有关会计的传说只是反映了人们对会计思想一些最简单的推测，夏代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交通工具有了较快的发展，“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会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质基础。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如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会计出现的必要性，由社会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可能性和由处理人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会计产生的必要性，两者有机结合，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邀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这三种说法反映夏代已有贡赋征收的制度，会计作为反映实物产权变化的工具，必然存在着会计对贡赋核算的思想。夏代时计量手段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人们已经开始用实物来度量，“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则是反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没有某种衡量形式，财产权就不可能建立，交换也不会发生。”会计作为反映财产权变化的思想也是计数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中国古代会计概要如下：1、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会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衍生物。在生产活动中，人们总是力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问题凸现，“计数”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必要，人们逐渐形成数量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来表现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数量关系。由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等方式所体现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基本代表着同时期的“会计”行为，或者说，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会计的萌芽状态，成为会计的直接渊源。2、奴隶社会时期的会计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后，在原始计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早的会计制度。中国有关会计事项记载的文字，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而“会计”称号的命名、会计的职称则均起源于西周，其含义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零星核算和终的总合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据《周礼》记载，西周国家设立“司会”一职对财务收支活动进行“月计岁会”，又设司书、职内、职岁和职币四职分理会计业务，其中司书掌管会计账簿，职内掌管财务收入账户，职岁掌管财务支出类账户，职币掌管财务结余，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这表明大约在西周前后，我国初步形成会计工作组织系统。当时已形成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3、春秋以至秦汉的会计在会计原则、法律、方法方面均有所发展。孔子提出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原则：“会计当而已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求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它与目前的“客观性”原则相似。战国时期，中国还出现了最早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中包含“会计”方面的内容，如在会计簿书真实性和保管方面，规定会计簿书如果丢失、错讹，与被盗数额同罪；在会计凭证和印鉴方面，规定券契（当时的原始凭证）如有伪造、更改等情，重者与盗贼同罪论处，轻者以欺诈论处，如上计报告不真实，有欺诈隐瞒者，根据情节轻重判刑；在仓储保管方面，规定对于账实不符的，区分通盗、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度量衡方面，规定度量衡不准者，按情况不同实行杖打等处罚。秦汉时期，中国在记账方法上已超越文字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单式记账法”，即以“入、出”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它以“入-出=余”作为结算的基本公式，即“三柱结算法”，又称为“入出（或收付）记账法”。西汉时采用的由郡国向朝廷呈报财务收支簿——“上计簿”可视为“会计报告”的滥觞。南北朝时期，苏绰创造“朱出墨入记账法”，规定以红记出、以墨记入。4、唐宋时期时期的会计我国会计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进。首先，产生了《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会计录》等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著作。《元和国计簿》和《太和国计簿》分别为唐人李吉甫、韦处厚所撰，收录了唐代人口、赋役、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字。《会计录》为宋人所编，是一种按照国家规定的财计体制和财政收支项目归类整理，并加以会计分析的经济文献。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部分，包括户籍计账方面的资料和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二是会计、统计经济资料的分析比较部分，也可称为会计分析部分。其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所谓“四柱”，是指旧管（上期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存）四个栏目。这种结算法把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之起到系统、全面和综合的反映作用；可以说，“四柱结算法”的发明把我国的簿记发展提到一个较为科学的高度。四柱结算法中四柱平衡关系形成了会计上的方程式，这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的中式记账法(中式簿记)的一个特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沿用下来。 最后，在宋代建立了我国会计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府会计组织——“三司会计司”，总核天下财赋收入，提高了会计机构的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账簿的认识，宋代产生并流行着一些有关账簿的专门用语。此外，“簿记”一词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亦已见于宋代的文献中。宋代的会计凭证可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类，皆有正副两联，凭证和账簿都作为重要档案一起由专吏负责长期保存。5、元代的会计元代承袭旧制，在会计方面无大发展。至明代，政府颇重会计报表，要求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四柱编报，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国家对报表有统一的编报格式和上报日期。明代代表性会计著作是《万历会计录》，按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汇录了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6、明末清初时的会计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账法——“龙门账法”。此帐法是山西人傅山根据唐宋以来“四柱结算法”原理设计出的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其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者的关系是：该十进=存十缴，或进一缴=存一该。也就是说，结帐时“进”大于“缴”或“存”大于“该”即为赢利。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中式簿记由单式记账向复式记账的转变。到了清代，会计制度又有新的突破，即在“龙门帐”的基础上设计发明了“四脚账法”。四脚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复式记账方法，其特点是：注重经济业务的收方（即来方）和付方（即去方）的账务处理，不论现金收付事项或非现金收付事项（转账事项）都在账簿上记录两笔，即记入“来账”，又记入“去账”，而且来账和去账所记金额必须相等，否则说明账务处理有误。这种账法的基本原理已与西式复式记账法相同。清末，随着西式会计的引入，中式会计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