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文文
1.从今天起,我准备就我看过、有印象的一些好小说陆续写一点感想,就教于各位。需要补充做交待的是,我前面已经许下诺言,还要就小说开头的问题写几篇文章,这个承诺我还是认账的,只要有时间,写起来并不困难。我也会穿插在一起写出来的。这一周写了四大名著的开头,因为要检阅资料,费了一点神。今天去医院看病,医生就要我少动脑子多动身体。我对这个说法感到诧异。不过,既然是医生的警告,听一下也是对的,所以,我尽可能写吧,如若一时跟不上,还请各位能给予原谅。话归正题。我之所以把阿城的小说放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当代作家当中短篇小说写得最好的,就是阿城。阿城的这个“三王”小说,我初次看到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阿城小说刚发表的时候。那之前,我就喜欢阿城父亲、电影评论家钟惦蜚的文章,感觉那是了不起的大评论家,说话文章平易和缓,从不说大话、空话。后来听说老艺术家在文革当中吃了苦,去世了。直感觉可惜。阿城,真名叫钟阿城,1949年出生于北京,文革后期,与史铁生那一代作家的命运差不离都去了农村。阿城好像去的是云南。之后,回城,干什么不清楚,反正就写起了小说。一出手就是“三王”,《孩子王》、《棋王》、《树王》。惊动文坛。我在很多年后才与阿城联系上,阿城和我说,他就写了那么几个小说,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笔。总共加起来也就五万字多一点。阿城写小说出名后,去了美国,住在洛杉矶。这些年回来了,大概是觉得老在美国待着没什么劲。不过这也好。要让我在美国待一辈子,那还不如把我关禁闭得了。这不是个生活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隔膜问题。中国再怎么不行,我也还是喜欢。阿城的几个小说,我都会一一来赏析,先就《孩子王》写点感想。《孩子王》的故事简单,一目了然,就写一个下乡的知青被叫到农村学校去当教员。就这么点事儿,可是阿城写的却不那么简单。写知青当农村小学的教员,从什么节骨眼开始写呢?阿城选择了从他劳动的生产队书记召唤他开始。不要小看了这个开始的点,里面颇多讲究。书记先扔给他一根烟,“我”就蹲在地上听书记说话,书记告诉他上面要调他去当教员。“我”则还以为这是书记在拿这个事在调教他,所以不敢应承。书记认了真,说就是这个,真的。“我”才恍然。书记后来对他说:“我可派不了你的工,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天报到,到了学校,要好好干,不能辜负了。我家老三你认得,书念得吃力,你在学校扯他一把,闹了就打,不怕的,告诉我,我也打。”就这几句话,把书记与阿城的角色关系定了位。很准。一方面,书记要做出一种小领导的姿态,但是又不希望他这一去辜负了上面的器重,所以要嘱托几句。说到自家的孩子,那就不见外了,用了打这个动词,显得亲近和信任,很传神。之后,作者又写了同屋老黑和做饭的来娣两个人物对这件事的反应。都很传神。小说用了很少的文字,将孩子王即将上任前的气氛全部都给铺垫了出来。阿城小说善于从小事小人物入手,不说概念的语言,全都是小摆设,小动作,几句摸不着头脑的话语,几句不知深浅的议论,就把个劳苦大众下层社会的众生相给写了出来。我要说说阿城小说的这个切入点,那就是从书记呼唤他开始写,而不是直接就写到学校去站上讲台,这个切入点选的非常精妙,一方面,把“我的生活和劳动的环境都作了铺垫,另一方面,也透过对书记、老黑、来娣这三个人物的素描,将”我即将要开始的新生活的氛围也给带了出来,这是非常精妙的表现点。再往下看,“我”站上讲台了,可是怎么个教孩子,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毕竟自己也就是上过几年初中,切不要说读书和教书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便就是那点知识,也是不足以给人讲课的。听课的孩子当中也有敢说话的,直接说出了没有哪个老师是像你这样上课的,是不是来混饭吃的?这个叫王福的孩子也真是胆大。不过,“我”并不因此恼怒,而是问,那应该怎么上?要不你来试试?王福赶紧摆手。接下来就是教孩子认字,所有的孩子都跑到讲台上,往黑板上写不认识的字,“我”则在一旁看着,因为不会教书,只有这样才更像是一个老师。阿城小说总是喜欢表现那种唯唯诺诺的小人物,这说起来,也与文革与他的家庭被冲击有关。当然,更与阿城自己的性格有关。非常来不起的是,阿城在那个时候就那么看重真实在小说当中的重要,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品不同的是,阿城的小说弥漫着一种卑微萎缩的气氛,只要是写到下层民众,他就来了劲,一笔一划都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真实。汪曾祺后来也对阿城小说的这点味道感到非常佩服,说要是他一定写不出来。汪先生的话并不是谦辞,而是事实。事实上,不仅汪先生写不出阿城这样的小说,当时的中国那么多作家,谁都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等我稍微有了一点年纪的时候,我就特喜欢看老照片,老照片里有一种无法抹去的真实。读阿城的小说,就有老照片的感觉。我非常佩服这位老大哥的创作。无论过去多少年,这样的小说只要能读,就立刻可以将你召唤回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年代里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王德威(David Der WeiWang)认为,阿城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民间性,突出地强调了生活的俗与闲,小说还是仍然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不过,较之文革后期的作品,他已经走得太远了。而我认为,阿城小说的着力点已经不是简单地批判历史,算历史老账,而是看到了民间生活的自在性。与这些自在的民间生活相比,文革的介入及其恶劣的后果,简直如同闹剧一般荒诞不经。阿城在未留一字的情况下,清算着这个时代的谬误。阿城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用自己的文字还原了无数比之更加荒诞的生活,以及在这样生活处境下的普通人性。2。第一次读阿城是在高三的时候,去书店买一些备考资料,顺手从一个书架上拿下《棋王》来看。书店不大,以参考,教辅类书籍为主,彼时正值周末,小店里挤满了穿白色校服的学生,人声鼎沸,汗臭味极重。想借一本书不但要考验体力,还要考验耐性。我租了书,拿到教室看。整整一个晚自习,我看得入迷,记得最后车轮战的一段很吸引我,我喜欢的那个长发女生给我传条,也只是草草的回复,估计后来她跟别人跑了这也应该是小原因之一吧。 阿城的文字是让人着迷的。虽然在《棋王》中看起来还有些学生腔,但是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和文字组合中的灵性已经略显一二了,再后来他的散文集里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他对那段岁月的书写跳脱了伤痕和反思,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通过“棋”带出人物,写王一生这个奇人。看似一个简单的奇人的故事,但是在王一生的棋道中渗透了阿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道家的无为,无所不为。 再次读阿城已是三年后的今天,这一次读的是“三王“系列中的《孩子王》。因为有过对阿城文字的初体验,现在读来格外亲切,仿佛与久别的老友重逢叙旧。读完《孩子王》的一刹那,我的眼睛湿润了。老朋友果然一点也没变,讲起故事来还是那么气定神闲,不蔓不枝。古意,禅境,仙气,伴随着若有似无的淡淡的青烟,从文字的炼丹炉中袅袅升起。一个恍惚,我甚至会想,阿城或许是神仙吧。文字功底之深,实在人迹罕见。《孩子王》的故事情节和他的文字一样干净简单,讲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寒碜无聊,教书,干活,看戏,编曲儿,扯淡,生活过得波澜不惊。小说大部分的故事都围绕一本当时稀有的新华字典展开,先是充当了“我”与伙夫来娣的交易条件,然后又变成了“我”与学生王福的赌注,最后又被当作精神寄托转赠给王福。《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文革”绝境中的一线生机。这个小说的好处有二。首先是文字。《孩子王》在行文上的简洁、老道让人吃惊,两万多字的小中篇,我逐字推敲,竟找不出半句废话。在干净爽利的短句中,动词的功能被发挥到极致,而繁芜的形容词和成语则几乎是不可见的。且看开头一段:“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短短三句话,七十个字,用了十四个逗号,十三个动词,十个动词短语,无形容词。这样的干净,犹如没有半点臊子的精肉,让人看着就能眼馋。可是吃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好的作家就像好的屠夫,能运笔如刀,挑筋断脉,闭着眼睛心无旁骛,几刀下去,肉是肉,皮是皮,骨头是骨头,猪毛是猪毛。阿城是我见过最好的文字屠夫。他的老练,明快,以及不可思议的冷静,堪比高素质的职业杀手。其次是故事。阿城的文字犹如鸦片,能让你慢慢上瘾。当你浸淫其中时,你甚至能感觉到作者正坐在你的对面,他像一个师爷一样抽着大烟,同时像个故事大王一样给你讲故事,他的口吻平和从容,余韵十足。在你入迷的时候,他会用烟斗轻敲你的脑瓜,然后看着你的囧态哈哈大笑。可是你还会觉得,那烟斗真像禅师的法杖,你木鱼般的脑袋会因此一点即通。 阿城所讲的故事可能并不奇巧,但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却是独具魅力的。他有着广博的见识与超拔的品格以及老成的气质,在起伏不大跌宕有致的故事框架里,阿城尽量在细处着笔,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而在故事的叙述中,则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故事以外的魅力超过故事本身,正是大师的特征之一。《孩子王》的故事并不曲折,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没有悬念。但阿城自有他的办法,他的小说多取材于他熟悉的知青生活,但又不同于以往的知青小说,他不着意表现人物的不幸遭遇、悲剧命运。他笔下的知青生活虽然艰苦、物质匮乏,但不乏乐趣、幽默,甚至有些叫人向往:如《孩子王》中作词谱曲臭贫耍嘴等情节,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快乐。阿城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与生命,他们大多外表普通平凡,但内在却超凡脱俗。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阿城不仅仅寻的是传统文学的根,更是道德之根,品格之根,精神之根。总之,阿城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孩子王,老成而低调,机敏而智慧,所有的读者都在一瞬间成了听他讲故事的乖孩子。遗憾的是,阿城不是个多产的作家。当初他对外戏称可能会再写五个王者系列的小说,与“三王”小说放一起,整个《王八集》的心愿也没能实现,冯唐分析说这是因为他文笔太老道太内敛的缘故,仿佛奶太稠,挤出来的产量严重受限。 我想,这个见解还是颇有说服力的。当然,阿城是个太过聪明的人,什么都看得透透的,自然会丧失对很多事物的表达激情,因而不想写,或许这也是封笔的原因之一吧。管它呢,既然成了神话,何不再传说一把?在至高点停下,至深处消失,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至少还能引来无数粉丝的怀念与追踪。指不定哪天,这个神秘的“孩子王”再现江湖,亮出一身更加出神入化的绝技,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骚乱呢。3.阿城,以静静地视角注视着山村,以坦然的心态过着他的知青生活。 知青,被冤枉的一代,对于命运的感叹只能默默地呻吟。而《孩子王》把知青的呻吟缓缓的呐喊出来。 孩子王是教师的称呼,这让人直接对那个年代老师的概念产生另类的理解。 看完《孩子王》最有感触的不是它的故事情结,也不是其中的乡土气息,而是文中“我”的那种对待生活与人生的淡然态度。对待教育“我”有“我”的观点,不像王七桶为了生活而变成哑巴,(当然王七桶是位可许的好父亲,无可非议)哪怕因此“我”又回到从前,但又有什么可怕,王福不正是大雾天里白白一圈的太阳,有些迷茫,总归是希望。下面的网址可能会给你一点启发,你看看先。。。。 望满意,望采纳,谢谢合作!
梦朦胧6620
小说名为“棋王”,作者确以一支生花妙笔,娓娓道来,把个“棋王”的故事讲得意趣横生,不由你不爱读。然而,小说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则在于,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全家生活费每人平均不到十块钱,为省家用,他连上公园、看电影等学校活动也取消了。或者由于生活境遇、或者由于性格特质的投和,王一生爱上了象棋,而他的青春生命也由此焕发出光彩。什么穷、什么外界干扰、什么无资格参赛,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不能割断王一生和象棋的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当读者读到王一生因其“呆”,误撕某造反团的大字报致使其“大”名沸沸扬扬,本人也被对立的两派争来夺去成为“斗争”焦点而忽俊不禁对,在那一哂、一笑之间,所包容的是由作品形象感发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丰富内容,是对那整个畸形时代的嘲讽。阿城审美视角的独特处在于,当他反思那一时代时,不是沉湎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由此,从当时比比皆是,可以说构成一时潮流的“造反”、“讨伐”、“反戈一击”、大字报战等文化现象中,见出其与历史、与实人生的悻谬。而这又是巧妙地以王一生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和时代“主导”意识相违拗的人生追求显示出来的,在鲜明的映衬中,揭示了那一时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层之下,历史、生命坚实而不可逆转的进程。王一生的爱棋、下棋,他谦虚、好学、坦诚、刚毅的棋品??持身谨严的人品,诚然表现出执着的生命热力,但作为一个“人”“热爱生命”并非是一句空话,“生命”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作品中关于王一生对“吃”的感受、看法、包括吃态的描写,成为作家刻画人物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那么这部作品是在“雅”与“俗”的自然统一之中,完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塑造。然而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并不仅仅停留于社会层面,而显示出超越现实、超越个体存在、对世界人生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对道禅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在王一生的学棋经历中,拣烂纸老头的指点勿庸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对“气”与“势”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艺日精,最后力克群雄、稳操胜券;而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作者关于王一生棋场鏖战一段的描写,尤为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创作思维的这一特点: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散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与其说这是一个神情专注的棋手,勿宁说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铸而成的一个“棋魂”,它远非某一具体现实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与远古、现在、未来,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蕴。《 棋王》不仅立意颇深,而且显示出将其浑融于感性形象创造、故事情节表现的艺术功力。作者写知青之憎、棋手之谊,使人感到在那反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理解、真诚和亲近。作者写母子之爱。“无字棋”那一笔轻起重落,形成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扑面而来,使人不能自己。作品表细节,如“吃”,似工笔细刻,使人物体表态心神毕现;写场面,如“千人观棋”,则文笔姿肆、纵横捭阖,以不同人物动态汇成铺天盖地的动势,确实手笔不凡。再加词句的凝练,用语的诙谐,反嘲的口吻,“静”与“动”相因相生的笔法,使小说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审美精致。概而言之,作品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在故事的叙述中,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形成了阿城小说感人至深又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
A明天你好!
阿城的《闲话闲说》(1994)是他1987年至1993年间演讲稿的结集,围绕着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两个题目发挥。时报出版公司在书背介绍这位以《棋王》和《孩子王》知名的作者,特别提到他不但是小说的大行家,随笔也是极品,说他“运用中国文字已臻化境,可说是天生的文体家”。此非过誉。看过《棋王》的读者想都会同意,他的小说语言,出神入化。看过《闲话闲说》所收的七十七篇讲稿后,谅也会看出他写随笔,也一样得心应手。他的文字极富现场感。阿城生命力充沛,对俗世依恋无限。凭着这种心性,他每能在我们认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中看出宇宙的神奇。这种心性孕育出来的文体,风格独特。且看他怎样评价张曼玉:“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闲话闲说》所收,因是演讲稿,现场感更为显著。说的既是“闲话”,讲者忍不住时也插进一脚,拿自己开玩笑。中国文人少有自谑的雅量。阿城是个例外,而且“谑”得非常到家。他说自己小时家穷,买不起书,总是到书店站着看,所以“养成个驼背水蛇腰,是个腐朽文人的样子”。这种“打书钉”习惯,到了美国,还是改不过来,因为中文书的定价太贵了,像李昂的《迷园》,就卖二十几美元。怎么办?只好求其次,干脆拿了书在店里读。可惜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没人欣赏,因为“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对别人说,大陆来的人最讨厌,买嘛买不起,都是站着看,而且特别爱看‘那种’的。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说得一点儿不差。店里只有三个人,我只好放下《迷园》,真是服气这世俗的透辟。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适,气色灵动,只是眼线描得稍重了。”李昂的《迷园》,内容有部分不宜儿童观看,老板娘因以“那种的”作识别。龚鹏程为金枫出版社《笑林广记》作序,引了《笑林》,一条: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这是一则笨人遇上“聪明笨伯”的故事。龚鹏程说得有理,“利用对比与反衬,烘托出一个惹人发笑的场面:文字表面很温和,不愠不火,却是运笔如刀,深刻万分。”龚鹏程把这种笔法称为“冷隽”,很是恰当。阿城的前辈中,钱钟书文字功力当然可以充当“冷面笑匠”,但他立场惯于居高临下,不像阿城那么“世俗”,肯把自己的馊事抖出来笑话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寻根文学”成为一时之尚,有些论者看到他的小说可以跟“固有文化”拉上关系,就顺理成章地把他纳入“寻根派”。也有唱反调的,一声不响就把他拉抽出来另作安排。这种给作家拉锯式的定位,使他觉得被“描得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阿城姓钟,“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他取名叫“阿城”。儿子认为俗是俗了点,“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多年后他下乡插队,碰到一位不懂农村包围城市原委的拆字先生,一本正经地跟他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他想了想,觉得这真是“宿命”。钟阿城冷隽的笔锋,时而颠覆自己,时而挖苦别人,无往不利。你看他怎么看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据说有一小国的孤家寡人,觉得自己的青春整天消耗在王室的繁文缛节上,很不是味道,曾多次向议会请求自废其位,公民却不答应。为什么呢?阿城说:“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皇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天生有幽默感的人,自会苦中作乐。话说阿城北京的家附近有一家饭馆,一九六六年“文革”时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一九八六年,亦即“文革”后整整二十年,阿城看到这家店桃花依旧,但贴在墙上的告示语气和内容不同了:“本店不打骂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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