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爱情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陆续发布/新增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霸州楚楚吊顶
抗日英雄：从1931年那个刻骨铭心的“九·一八”，一直到“对日寇最后一战”的1945年，在这场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为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仆后继，舍身忘死，无私奉献的人。 他们的表现可概括为：大勇，大智，大义，大仁！[编辑本段]大勇 周处杀蛟用的是匕首，可是这人当年却是赤手空拳毙死虎，不是武松却似武松，冯玉祥书赠“打虎将军”。但历史铭记他的英名，还是“大刀将军赵登禹”———1933年长城抗日，亲率"大刀敢死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国难当头，义无反顾，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此，平型关大捷打扫战场时，人们看见八路军115师连长曾贤生，一手紧握刺刀，一手捂着小腹，虽已气绝身亡，却仍不倒屹立。 就此，新四军第16旅政委廖海涛，率部直袭南京麒麟门，再攻雨花台、中华门，震撼敌军。 就此，1944年桂林保卫战之后，日军战报哀叹：“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为所历之最惨烈，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就此，1938年5月，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空军，却冒死派出两架飞机，径直飞入日本领空，在长崎诸岛成功投下了14万份《告日本人民书》，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当年抗日英雄之勇，还不光表现在战场上。 古有关羽刮骨疗伤，抗日中，晋察冀军区独立4团副团长田同春，为杀敌不让截肢，也硬是裸着臂膀，让白求恩一刀一刀地刮去长蛆腐肉。 古有神农亲尝百草，抗日中，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伯华，为自制紧缺药物，也总是亲自试服，终至因此中毒，在新婚前一天倒下。 还有1935年冬，为着当局的不抵抗，爱国志士续范亭在南京中山陵前，用匕首剖腹明志…… 勇哉，英雄。[编辑本段]大智 有勇，还得有谋。 正所谓“用兵之道，智居首，勇力其次。”而《墨子》有言：志不强者智不达。 八年抗日，中国人民正是以民族之志气，激发出无穷智力，创出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正面、敌后“双战场”奇观，让日寇身陷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这本身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奇观连连的战场，英雄辈出的年代…… 青蛙也能打鬼子，信吗？ 在八路军太岳军区，38团团长蔡爱卿就这么干过。 为了让炮楼鬼子昼夜不宁，他领着战士下田抓了一大堆青蛙，绝的是在每只青蛙嘴里塞花椒，送到炮楼下，呱呱叫得那个欢。 也就在他游击的沁源，光是地雷战，就有“子母雷”、在河里埋的“水雷”、在树上挂的“半空雷”，还有家中箱柜坛坛罐罐内的“看家雷”……炸得敌人魂飞魄散。 1945年《解放日报》社论称：“模范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而在冀中军区交河大队长黄立荣那儿，什么“张嘴等食”、“卡头战”，什么“羊拉屎”，打的就是诱敌深入、伏击杀敌。 而在抗日名将傅作义那儿，1933年长城抗日的近战、夜战、白刃战，1936年绥远抗日的奇袭战，1939年绥西抗日的阻击战、偷袭战，用兵真如神。 还有如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张自忠将军派出奇兵夜袭敌巢，一举“襄东大捷”。 还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孙立人将军，远征缅甸，面对曾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18师团，以敌常用之“快速切入、两翼冲击”战术反制对手，打得倭寇师团长连连哀叹。 还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彭德怀、左权，百团大战，5000里旷野上百余团兵力协同动作如一人，令敌惊呼“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骄傲自负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也盛赞为“天才的指挥官打出的天才的战役！” …… 这当然不是巧合——— 1940年云岭抗敌，新四军军长叶挺，凭着地利设伏，仅以200兵力，击退日军3000。 1938年临汾作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靠着灵活机动，也以200兵力，吸引日军3天。 如此敢于险中取胜，一个是为保根据地民众安全，一个是为保数十万军民转移。 正是胸怀家国的“大志”，激发出他们超群绝伦的“大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编辑本段]大义 在抗日英雄中，还有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这一群———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而英勇跳崖；“八女投江”，为掩护抗联大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杨靖宇，忍饥受冻孤身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赵一曼，鞭打竹签昼夜提审逾月，当严刑拷打得连敌人都战栗了，始终坚口不吐一字……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视死如归；是什么，让他们这般宁死不屈？ 是义，舍生而取义，“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这义，就是国家民族之“大义”。“义之所在，必亟为之。”所以哪怕再难，八路军山东军区守崮英雄连93人，“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1944年1月17日《解放日报》），仍然在炸弹炮弹瓦斯弹下坚守半月；所以哪怕再痛，“右臂摔断了……满脸淌汗……内衣被鲜血染红湿透”，周恩来却仍“伏案用左手拿笔批改文件”（柯棣华语）；所以哪怕再累，我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王文积劳成疾，仍鞠躬尽瘁在岗而殁；所以哪怕再饿，马本斋的老母亲面对敌人的威逼，硬就是绝食7天活活饿死，也不愿写信劝子赶快投降…… “义之所在，天下赴之。”于是，便有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惜“犯上”；有了“剿共先锋”卫立煌，抗日中批拨百万枪弹给八路军，百团大战主动出兵配合，终至被当局革去上将军衔而不悔。于是，便有了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李淑桓“一家八口上前线”，有了新四军六支队“谢家兄弟三烈士”牺牲后，谢家老母转告彭雪枫：四个孙子长大了，再上战场打日寇…… “义之所在，不顾其利。”记得吗，三五九旅南泥湾，当初最大的困难，其实不在于没房没粮没工具，而是英雄部队统一思想服从大局；知道吗，东北抗联赵尚志，第一次被“左”倾“开除党籍”之后，他更名投军继续抗日，虽是当一名马夫，但“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而当第二次因奸细挑拨被“永远开除”党籍之后，他依然一腔热血，“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 义，是一种英雄气节———抗日名将吉鸿昌怒斥洋奴，胸挂木牌“中国人”，昂然上美国街头。 义，是一股英雄精神———八百壮士谢晋元死守四行，孤军升起一面旗，昼夜飘扬在“孤岛”。 “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为英雄。[编辑本段]大仁 英雄，当然也是有感情的。《礼记》曰：“仁者，义之本也。”所谓“仁者，爱人”，英雄大爱。 一起假装开店侦察敌情，又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入狱同屋受刑……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地下党员李白和裘慧英，生死与共、伉俪情深；卢沟桥血战前夕，决心死战的佟麟阁，百忙之中不忘取下贴身项链，托人转交爱妻———英雄，也有爱情。 惊闻虎将叶成焕牺牲，当初不打麻醉就开刀的铮铮铁汉刘伯承，也不禁直扑担架抱躯大恸；亲睹将士在残酷肉搏中一批批倒下，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将张自忠，也不禁潸然泪下，“为历百战中惟一之惨泪”———英雄，也会痛哭。 战死沙场了，临终前，赵登禹念念不忘，“我死没什么，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英勇就义了，遗书上，赵一曼句句深情，“宁儿呵：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英雄，也念亲情。 虽肚裂肠出，又被日寇狠踹一脚，奄奄一息的赵尚志仍怒目圆睁斥敌寇：“混……蛋”；抗日还没打响，却有日寇恐吓劝降，马占山勃然大怒拍案起：“妈个巴子，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英雄，也会“骂娘”。 山本队长气急败坏写来恐吓信：“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马本斋针锋相对回敬绕口令：“有你山本就没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你山本……”———英雄，也懂幽默。 还有元帅聂荣臻，硝烟中救出日本孤儿抚养，仁者大爱。 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一文总结秦亡教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持久抗日之所以最后胜利，又何尝不是因了这些“仁义英雄”，这些“仁义之师”呢…… 智者无忧，勇者无惧，仁者无敌，义者无顾。 更何况，我们的抗日英雄，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 这“大”，正源于他们身上所共有的那一份民族气节与家国精神，那一份不屈之志。 时穷节乃现，英雄浩气长存天地间。 战后许久了，当年划开杨靖宇胃部的岸谷隆一郎，终于还是忍受不了英雄烈举的震撼，内心不堪折磨，直至剖腹自杀。 他在遗书中忏悔：“中国拥有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把敌人都震服了，这就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啊! 他们，与天地齐，万世景仰。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团长——符克 符克，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华侨之家。1928年就读于广州南海中学，1933年侨居越南，在西贡当小学教师。1935年，符克回国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春，符克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广大海外华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抽调人员组成海外工作团，到东南亚各国开展华侨工作。符克被选入海外工作团，受党的派遣，前往越南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符克利用自己在越南的亲朋好友关系，深入各种工会组织，奔走于大街小巷，和华侨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亡，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他的艰苦努力，越南琼侨救国会宣告成立，符克当选为常委。救国会积极在越南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如火如荼的救国救乡募捐抗日等运动，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2月，日军侵占琼崖的消息传到越南。在符克的建议下，琼侨救国总会于3月组织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委托符克任团长。服务团发动旅越华侨坚决抗日，誓死卫国，保卫家乡。服务团的团员们放弃安定的生活，跟随符克回到琼崖参加抗日斗争。 不久，在中共琼崖特委的支持下，以"救国救乡"为目标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于1940年6月19日宣布成立，符克任团长。在符克的领导下，服务总团分成若干工作队，活跃在琼崖的城镇、椰林和村寨。他们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开展宣传抗日等工作，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有力推动了琼崖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服务总团的抗日活动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限制和威胁。对于抗日斗争中的危险，符克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在艰险的环境中生活，倘不敢冒险前进，寻求民族出路，祖国是不会有光明的。""我的工作是在危险环境中进行，似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假如万一遇有不幸，那也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的完结。"1940年8月，符克被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杀害，年仅26岁。我们的军需部长”——贾力更 贾力更，原名康富成，蒙古族，1907年5月出生，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青年时代在反帝爱国思想影响下，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初，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贾力更前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回到归绥，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到蒙古党务学校学习。1932年学业结束后，被分配到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俱乐部任干事兼会计工作。 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贾力更回到绥远，与一批共产党员等领导土默川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党中央决定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贾力更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众支援八路军一二〇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他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为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奉党的指示，深入敌占区，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复兴蒙古族"之名，行吞并内蒙古、分裂中国之实的罪恶阴谋，争取伪蒙疆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贾力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于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贾力更做了大量工作，创建了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底，贾力更被绥蒙区党委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0年初，先后任中共绥西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处长，负责绥西地区蒙古民族工作。1940年，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贾力更领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封锁斗争。蒙古族群众不顾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将武器弹药、通讯器材等许多急需物资运送到抗日根据地。贾力更也多次出入敌占区，为根据地运送补给，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需部长"。 1941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贾力更回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19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九龙曾活跃着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参加海湾爱国知识青年组成的"海岸流动剧团"。他平时喜爱武术，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因为他身体结实，皮肤较黑，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刘黑仔"。 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到惠阳坪山参加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年，刘黑仔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汉奸特务。同时配合主力部队，完成突袭敌军任务。他常常使用一支法制20响驳壳枪，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被誉为神枪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香港。这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包括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的短枪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短枪队首先肃清了当地的十多股土匪汉奸，保护人民群众，建立起了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1942年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参加营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的工作。从1月到3月，被他们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这次营救行动，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并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港九大队下属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军多名密探和特工。他们还参与营救被日军炮火击中座机、被迫在敌占区跳伞的盟军飞行员的行动。短枪队就这样巧妙地袭击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刘黑仔的名字使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1944年2月，日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将港九大队主力一网打尽。刘黑仔率领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撒传单、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还袭击了日军的战略要地启德机场，使日军主力被迫撤回九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刘黑仔任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他们开辟了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刘黑仔等10人在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冼星海：人民音乐家 在中国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烟中，曾经广为传唱着一批革命音乐作品，成为激励全民族奋进的战斗武器。这些激昂高亢的旋律大多出自一位归侨共产党员———有着“人民音乐家”之誉的冼星海之手。 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音乐家。他原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未诞生前父亲即已去世。7岁时，他与母亲侨居马来亚谋生，在新加坡养正学校上学，其间参加该校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他回国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1926年后入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冼星海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5月，他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不归。其间，他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300件；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35篇。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年于莫斯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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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中或多或少都要跟会计打交道，虽然在一般人印象里，财务部的那些大哥大姐从来都是态度恶劣、脾气暴躁。然而没有哪家企业能离开会计，正是这些「账房先生」，构成了现代社会财务系统的基石。回顾那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时刻，处处也能看到会计们在幕后的身影。美第奇家族的没落、西班牙帝国的兴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美国独立、全球经济危机……不断登场的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跟会计核算和会计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会计师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会计，从简单的簿记到各种复杂的模型，从最初对经济活动的核算到监督、管理、控制、预判、决策等职能的进一步扩展与深化，在近千年的金融历史和政治责任当中，是如何一步步统治世界的？会计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大象共读会Vol.13· 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的工作笔记，其中这些表单是他利用会计核算的原则进行反推，试图计算出自己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成本对于领导者来说，无论是身处古美索不达米亚还是立足当前，也不管是建桥修路或者是挑起争端，都需要借助财务会计信息，了解国家经济情况，并制定各种政策。诸如复式记账法和审计等基本会计工具，构建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但是，对于会计在历史演进中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直到现在都知之甚少，并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经用「数目字上的管理」这一概念来说明会计制度对于现代商业社会的重要关系：「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会计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大象共读会Vol.13本期大象共读会，我们将一起来阅读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出版的《账簿与权力》，在这本书中，历史学家雅各布·索尔为我们描绘了一部详尽的会计史，通过历史上人们记账方式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复式记账法的出现，竟然导致后面一连串的反应，催生出了如公司制、股份制、期货、审计这些西欧的近现代商业文明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治理模式。作为一部经济与政治史著作，《账簿与权力》用严谨的调查和当代应用理念，为当前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视角，启发我们不断思考。当你读完这本书时，头脑中不会再有「会计=记账」这样简单的认识，你会认识到它作为一种技术的力量，在国际资本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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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有了会计立法的雏型：周朝中央政府设立了会计主管官员———“司会”一职,它是会计的最高长官,主要职责是利用账册、数字、公文、户籍、地图等文件中的副本,考核各级官吏的工作,并检查、听取他们的会计报告.战国时期由魏文侯李俚所编纂的《法经》,史称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其中就有许多与会计有关的条款,最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就会计账簿及安全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做出了明文规定.此外,在《账法》、《杂法》等条文中,还对会计凭证、会计印鉴、仓储保管及度量衡等技术方面也规定有具体条款.秦代法律中涉及到会计方面的规定就更加具体.如在《效律》中就严格规定了会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账实相符,记载准确,计算无误等要求.同时还对会计交接、财物损耗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汉朝对于会计账簿的设置与分类,会计簿籍的登记方法,会计计量单位与盈利的计算,会计凭证、会计报告、财物的保管与盘点等方面作了规定,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如在《上计律》中就具体规定了“上计簿”的拨出程序与时间,严令对上报不及时或者不实者治罪.唐宋时代史称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会计方法的发展上产生了奠定当今账户结算余额原理的“四柱清册结算法”,在会计机构的设立上又设立了专司审计的机构———比部.在会计立法方面亦更趋完善,不仅规定对违反会计制度的人给予较严厉的处罚,而且限定凡属经济报告上隐漏重复,收支不实者均从严治罪,甚至在有关条文中还规定了会计报告的格式及书法誉写要求.元、明、清时期在当时的一些重要法典中,对会计制度均有相应的规定,并较之前朝更加具体与完善.辛亥革命后由于对外政治与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西方成功的会计理论与实务大量传入中国,推动了会计工作法制化的进程.1915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参议院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比较完善的《会计法》,共九章三十六条,史称为“民三会计法”.后来,又陆续颁布了一些专业会计法规,但后因袁世凯倒台,北洋军政府内部分裂,全国发生军阀混战事件,致使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1935年,国民党政府也颁布了一部含十章一百二十七款的《会计法》,其内容详尽,分项说明具体,加上后来于1945年颁布的《会计师法》,对于当时规范会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财政部于1949年12月设置了管理全国会计工作的专门机构,会计立法工作逐步展开.在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主要以财政部的名义颁发了一系列行业性的会计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会计操作法规体系.八十年代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快了会计法制建设的步伐.1985年元月21日经第六届人大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同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会计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关于会计工作基本法律性文件的诞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会计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有必要对构成会计法制体系基础的《会计法》进行调整.九十年代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做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会计法》,实施范围扩大,会计工作地位与作用突出,更适应我国会计自身改革及在具体事务处理上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接轨的需要；还在企业股份制改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经济的宏观调控等方面充分发挥会计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1999年10月31日,九届人大十二次会议再次修订了《会计法》,其具体条款的规定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对会计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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