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理论专题刘峰

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若干思考 --------------------------------------------------------------------------------刘峰 我国会计界接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始自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实证会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包括翻译了瓦兹和齐杰瑞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以介绍为主。最早出现的，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论文，应当是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 1998年第7期上‘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该文的发表，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 1998年7月到现在，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从时间维度来看，回顾似乎跨度太短；难以形成有意义的结论；但如果从实证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涉及的研究问题、递增的速度来看，总结并评价过去，不仅有充足的论文为依据，对未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鉴于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作了归纳与总结，本文不再重复这一工作。我希望在这篇短文中；就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现象，作一些评论与讨论。 如果对我国过去三年实证会计研究作一个总结评价的话，我个人认为，截止到目前的所有卖证会计研究，主要仍停留在模仿阶段，即运用西方成熟的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以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假设，甚至，一些研究问题也是模仿性的。比如，赵宇龙的论文（1998）模仿Ball and Brown（1968），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之先河，但后续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 理论是继承性的实证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大量的经验证据验证或修正前人的理论与假设。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成果，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但是；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是对现象提供有依据的解释，从而能为现象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依据的预测。这样，仅仅是验证西方现有的理论，何者在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解释能力，何者不具备解释力，显然不能形成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对我国经济现象具有解释、预测能力的理论。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过去三年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模仿因而，绝大部分研究问题都是‘引进的”，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为数极少，其中；10％现象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假设。 10％现象是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环境有关，即；中国证监会1996年起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10％方可申请配股。有学者发现，这一制度出台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朝10％的区间集中，且略大于10％的比率显著高于往年。10％现象的提出，不仅对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也可用以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行为：那些距离配股及格线不远的上市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到10％；以达到配股的目的。该研究的政策性意义也很明显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10％现象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是进行实证会计研究，不仅需要有规范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理论与方法背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目标就是对现象提出合理、有效的解释，而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又与相应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如果不关注现象背后的制度与制度环境，解释就难以做到充分、有效。就笔者对已有实证会计研究文献的观察，目前一些实证会计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的制度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市场有效性的验证有效市场假设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因为，有关会计盈余有用性的研究必须以相对有效的资本市场为理论前提。否则，一个无效的资本市场上，即使发现会计盈余与股价报酬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也不能就据此认为会计盈余数据被市场有效利用了。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现象表明，单纯从方法上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而忽视相应的制度环境，其结论将是令人怀疑、甚至是误导的。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包括上市公司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来自国有资本；资本市场规模与容量有限，交易方式单一；资本没有其他盈利渠道，无路可退；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机构投资者；它们在资本市场上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或承担极小的法律责任；这更助长其非理性行为或操纵市场的行为。基于这样的制度环境，或者，不讨论上述特殊的制度环境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可能影响；而直接采用诸如事项法、随机游走、公开信息等公式来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其结论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 我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为上述猜测提供部分支持，比如， 1999年5月 19日所出现的‘5．19”行情；记安科技2000年初的股价过百元游戏；2001年初中科创业事件；红光实业、郑州百文等虚假上市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有多大，是否足以损害到资本市场的效率；尚缺乏有效的研究。另外，在近乎于零的法律责任下；一些上市公司配合机构投资者操纵股价，包括不乏利用虚假的会计盈利消息。这种会计盈利信息与超额市场回报之间的关联性，究竟是“功能锁定”，还是‘沛场有效”，仍需要严谨、科学的研究。 关于资本结构问题从MM定理产生之日起，资本结构的研究就一直是热点话题之一；并形成了多个理论假说；如信号传递、融资优序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使得企业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融资方式；有效的市场监督与治理机制，使得企业必须谨慎地选择融资方式。但是我国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都不能自由选择融资方式；且融资制度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很高。这样，资本结构的选择本身失去其信号传递的功能，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尚未很好地解决自身的代理问题，因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监督能力不强；除少数上市公司效益好、内源融资能力强外，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效益相对较差；缺乏内源融资的能力。未来关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应当充分关注这种制度背景的差异，提出真正属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资本结构理论。 关于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契约成本”理论，激发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中，专门讨论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就是在代理成本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很多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中，都能发现代理理论的痕迹。在我国，代理成本显然也是适用的，但是，其表现形式将显著是不同于美国。比如，基于契约成本理论所形成的实证会计三大假设之一的“政治成本”假设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动机降低利润。在我国；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才能得到各种政策扶持，前一段政府主导性的企业合并和”500强”情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假设，将是不确当的。又如，西方的代理理论主要关注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改组上市时；都有一个同名的、国有控股母公司，这样，在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现象，讨论诸如股利政策、公司治理等问题时，就必需要关注我国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对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关注，将会引导我们去研究那些真正属于我国经济环境下的问题，并因此而采用一些确当的研究方法。比如；我国资本市场历史较短，公开信息披露不足；因此；对一些特定的问题；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追踪个案，将比试图采用大数据量的经验分析更为有效。又如，针对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通过构建确当的理论，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现象提供个案似的解释、说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真正从我国的制度环境入手分析、讨论我国的经济现象，才能形成基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实证理论与假设，这应当是实证研究的根本涵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刘峰，男，19 6 6年2月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 自 1986年起，先后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刊余篇，出版《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等著作、教材近20部；主持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课题及其他层次课题；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银行监管政策变化的市场检验及相应的债务结构问题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 先后荣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福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1997年）、教育部首届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1999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等全国性奖励与荣誉。论文获中国会计学会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励，专著或合著先后获教育部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福建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等奖励。《特区财会》2001年第9期

你在中山大学主页上找找看

〔提要〕本文从科学研究方法论角度，对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作了简要的回顾与展望。首次将会计理论研究的百年历史划分为20世纪初至70年代前、7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以及80年代中期迄今三个阶段，并分别总结了其相应的方法和方法论特征。本文认为，一部会计理论研究史表明，新会计理论不断替代旧会计理论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会计环境变迁影响下，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不断完善和更替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会计理论研究终将遵循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完成以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变革。人类会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已有数千年历史。根据会计史学家的考证，早期的复式簿记系统最初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若干城市的商人和银行家的账簿中（葛家澍、林志军，2001）。如果从复式簿记这一现代会计产生的标志算起，则有近八百年的历史。而对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斯普拉格（Sprague）1907年出版的《账户原理》（Philosophy of Accounting）。该书一反以往教科书纯粹罗列和介绍会计实务的做法，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讨论账户原理，并且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负债表等基本概念作了详细的讨论。从这一意义上讲，该书“是构建会计理论最初的尝试”（葛家澍、刘峰，1998）。由此也可认为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尚未逾百年。但在这不到百年的历史中，会计理论研究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繁荣的背后必有着正确的科研方法论作为指导。本文拟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对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做一述评，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会计理论研究从古典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对立到逻辑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会计实务界与理论界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密切关系。会计师们还是凭借他们的职业判断来确定每一问题的恰当实务，而对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一些学者运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所发展起来的古典归纳法，通过对现存会计实务和惯例的归纳，形成了描述性的会计理论。这一学派认为，会计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发展进化之中，那些已经经历了外部环境冲击、检验，并在实务中得到保留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现行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葛家澍、刘峰，1998）。因此，其主要特点是最大限度地认可现行实务，只对其提出局部的改良意见。其代表作有哈特菲尔德（Hatfield，1927）的《会计学：原理与问题》（Accounting-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等。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运用“假说-演绎”方法，从少数几个会计学科最核心的概念出发，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讨论和界定，来逐步构建起逻辑严密的会计理论体系，其代表作有佩顿（Paton，1921）的《会计理论》（Accounting Theory）、坎宁（Canning，1929）的《会计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ccountancy）等。这一时期由于会计理论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所体现的方法论也较为简单，即古典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但规范会计研究的两大学派-归纳会计学派和演绎会计学派已逐渐形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迫切要求改变会计实务界的混乱局面，制定上市公司所必须遵守的统一的会计规则或准则。当时美国对会计实务界进行变革的要求大大地促进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也使得会计理论的研究与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制定紧密相连。在归纳与演绎两大会计学派的较量中，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和归纳会计学派对这一现代归纳主义科学哲学的引入，归纳会计学派对会计原则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影响一直处于支配地位。逻辑实证主义繁荣于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期间，但其对会计理论研究的支配地位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归纳会计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有：桑德斯、哈特菲尔德和莫尔（Sanders Hatfield Moore，1938）的《论会计原则》（A Statement of Accounting Principle）、吉尔曼（Gilman，1939）的《会计中的利润概念》（Accounting Concepts of Profit）、佩顿与利特尔顿（Paton Littleton，1940）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利特尔顿（Littleton，1953）的《会计理论结构》（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和格雷迪（Grady， 1965）的《企业会计原则汇编》（Inventory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等。这些研究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形成逻辑严密、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但对会计准则的制定却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部分的研究成果被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直接采纳。然而，演绎会计学派的遭遇却截然相反，虽然也有麦克尼尔（K.MacNeal，1939）的《会计的真实性》（Truth in Accounting）、莫立茨 （M.Moonitz，1961）的《会计的基本假设》（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即后来的第1号会计研究公报，ARS1）、斯普罗斯与莫立茨（R.Sprouse M.Moonitz，1962）的《试论企业广泛适用的会计原则》（A Tentative Set of Broa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即后来的ARS3）和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的《论会计基本理论》（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等一大批研究成果，但由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在会计界的统治地位，加上演绎法“假设原则”逻辑思路自身论证的难以严密，尤其是会计计量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现值计量理论与方法）的落后（谢诗芬、戴子礼，2003），这些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承认其“对会计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的同时，却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从准则的制定方面来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成立了会计准则研究和制定机构，致力于会计准则制定和起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发布的51份《会计研究公报》（Accounting Research Studies，ARS），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1970年发布的《企业财务报表编制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Basic Concepts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l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发布的《会计原则推荐书》以及加拿大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会计与审计研究委员会于1946年发布的《公告》第1号等。然而，由于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强调经验证实的影响以及环境的压力，会计职业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从而限定了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因而，其研究方法实质上仍是仅仅运用古典归纳法对现行会计实务和惯例加以选择和认可，发布的研究公报都是就事论事，缺乏前后一贯性。总之，逻辑实证主义与归纳法的内在一致性使得这一哲学方法主导下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会计环境对会计理论变革的需求，其证实原则和归纳法窒息了需要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对会计原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的产生和繁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与归纳法内在一致的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据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统治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命题的证实分为“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的思想也对会计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逻辑证实注意“一方面强调经验证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命题进行语义分析的地位”（解战原、胡明，1991），这在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为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归纳法和演绎法两者的理论都可能是描述性的（如实的）或规范性的”（亨德里克森，1983）。归纳会计学派为增强自己描述性理论的一致性和说服力，大量采纳了演绎的方法论，井尻雄士（Ijiri，1975）的《会计计量理论》（Theory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便是一种以归纳推理命题和演绎推理理论两者为依据的描述性理论的例子。演绎会计学派为使其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更符合现实和更具说服力，也采纳了归纳会计学派归纳推理的方法论。如钱伯斯（Chambers，1966）的《会计、计量与经济行为》（Accounting，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Behavior）就是一本使用归纳推理命题和演绎推理理论的规范性理论著作（亨德里克森，1983）。证伪主义主导下的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落后，导致了会计理论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跟不上环境的瞬息万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引进由波普尔（K.Popper）所开创的证伪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证伪主义又名批判理性主义、可错主义，其核心思想可归纳为“反归纳主义”和“经验证伪原由”。过去，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知识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因此，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方法。而波普尔则认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此，不可能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真理，应该是“理论先于观察”，科学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问题→理论猜测→反驳→新问题”。波普尔还提出了与逻辑实证主义“证实” 原则针锋相对的“证伪原则”，他认为，经验观察的重要性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证伪主义虽然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其对于包括会计理论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同样的指导意义。反归纳主义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表现在继续运用演绎法进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而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在认识到“会计假设-会计原则” 这一演绎逻辑所形成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在缺陷和对现行财务会计问题解决乏力后，1971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理事会决定成立以特鲁伯罗特（R.M.Trublood）为首的财务会计目标委员会，这标志着形成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另一条思路已经开始启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取代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后，以特鲁伯罗特报告为基础，继续进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最终在1973到1985年陆续发布了第1辑至第6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英国会计标准筹划委员会（ASSC，1975）的《公司报告》（The Corporate Report）也是“反归纳主义”运用于会计理论研究结出的硕果。“经验证伪原则”则是通过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间接影响到会计学的，即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发展导致了实证会计的产生，但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却是革命性的。实证会计研究以美国的鲍尔（R.J.Ball）和布朗（P.Brown）于1968年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实证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为起始标志。随后，比弗（Beave）、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在7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开拓性贡献，使实证会计理论在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获得认可、普及和发展。实证会计研究的兴起，结束了会计理论界规范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规范与实证两大学派，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研究是在证伪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主导下进行的。虽然理论界一直在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优劣而争论不休，两派之间也是口角不断，但从方法论上讲，它们（尤其是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中的演绎会计学派，二者都共有证伪的特征）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证伪主义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把检验看成是理论与实验的两角斗争”、“把检验的唯一结局看成是对理论的证伪”（解战原、胡明，1991）。这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上表现为：没有坚持以演绎法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初衷而中途倒向了具有归纳法典型特征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以FASB的前6辑SFAC为代表）。在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上表现为信息观的提出（以Ball和Brown的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开山之作为代表）。信息观认为：有效市场上的投资者有能力寻找和吸纳所有有关信息，会计师没有必要去帮助他们；不要改变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只需通过充分披露补充信息就可以提高历史成本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谢诗芬， 2003）。可见，经验“证伪了”规范的演绎，信息观“证伪了”本应演绎出完美的现值会计模式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信息观和方法论前后不一贯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随着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向发达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转变，越来越表现出其不适应性。在面向复杂多变、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时，外部投资者、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作出适合现在的正确的经济决策”（谢诗芬，2004），这对信息观和中途转向历史成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成了新的挑战，甚至威胁着会计的地位。80年代中期以来精致证伪主义思想的引入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得学术界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再次陷入了困境。环境的变化迫使理论工作者继续寻找新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拉卡托斯（I.Lakatos）在批判地吸收其老师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思想和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 （paradigm）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精致证伪主义思想，即把证伪不是简单地归结为理论与实验的关系，而是看作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实验的至少三方以上的复杂关系，当理论与实验观察不符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证伪，“实验是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的”（解战原、胡明，1991）。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引入使得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不再屈服于经验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人员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继续深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会计目标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定义，再到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直至要素的报告。目前，包括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及其金融工具联合工作组（JWG）、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和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等在内的诸多机构，对价值计量的关键技术- 现值技术的每个细节及计量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并大量运用了包括现值在内的复合计量属性“公允价值”概念。FASB于2000年2月发布的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7）《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Using Cash Flow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Value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s）是这一时期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的成果还有IASC现值筹委会的《现值问题文稿》（Issues Paper on Present Value）、IFAC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2002年7月发布的国际审计准则（IAS545）《审计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Auditing Fair Value Measurements and Disclosures）和AICPA 2003年2月发布的第421号审计准则公告（SAA421，名称同IAS545）等。可以预计，在会计计量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下一阶段研究将再次聚焦于财务报告的变革。当然，这种变革显然不同于基于信息观的在保持历史成本模式下增加披露的改革或对财务报告的局部改良①。这一时期，一部分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者针对信息观下市场对净收益反映非常微弱这一事实，开始放弃有效市场假设等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前提条件，并以奥尔森（Ohlson，1995）的净盈余理论（Clean Surplus Theory， CST）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计量观（Measurement Perspective），即会计人员有日益增加的责任把公允价值体现在财务报表本身中，以提高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计量观与规范会计研究中的演绎会计学派所主张的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它对规范会计研究中的归纳会计学派和早期的实证会计理论-信息观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实证会计，不仅包括以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经验会计（empirical accounting），而且包括以会计政策的选择等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实证会计（positive accounting）。信息观和计量观属于经验会计理论，而以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三大著名假设（Watts Zimmerman，1986）为代表的契约观属于狭义实证会计理论（PAT）。“如果对实证会计的哲学方法论作更加严格的分析，并结合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十年回顾》中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证伪主义思想的运用，更接近于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而不是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葛家澍、刘峰，1998）。简言之，国际上的当代会计理论研究在规范会计理论方面，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对象、以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为目标、以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为核心和特征；在实证会计理论方面，契约观、计量观方兴未艾，信息观也仍有一席之地。这些理论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和印证，共同昭示了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未来发展趋势。它们也很好地诠释了精致证伪主义“应将证伪看作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实验的至少三方以上复杂关系”（舒炜光、邱仁宗，1987）的思想。总结与展望会计理论研究一直在经历着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受益于此，新的会计思想、会计概念和会计原则不断涌现，如世界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财务报告的变革、“真实与公允”观念的提出、现值与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对传统历史成本会计模式的挑战等。可以预见，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不断改进和不断引入，会计理论将经历以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每一次科学的重大发现都与研究方法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可以说“正确的研究方法，已成为科学进步的首要、甚至先决条件。我们说方法论的形而上，涵义之一就在于此。”（葛家澍、刘峰，1998）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推动会计变革的根本力量并非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而是会计环境。会计环境的变化对一定科研方法和方法论指导下的会计理论提出挑战，使其只能消极地为自己辩解，而不再能积极地去预言和指导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即拉卡托斯所谓的“退化的研究纲领”）。会计理论界为应对这种挑战，改进了原有的科研方法和方法论，或引进新的科研方法和方法论对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会计理论进行变革或重构，这使得新的会计理论这一“进化的研究纲领”能够重新适应新的环境的需求，预言和指导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种“进化的研究纲领”不断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亦即新理论不断取代旧理论的过程，这也就是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总之，一部会计理论研究史表明，新会计理论不断替代旧会计理论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会计环境变迁影响下，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不断完善和更替的过程；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科研方法和方法论；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演进既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和逻辑实证过程，也不是纯粹的经验归纳和经验实证过程，而是量变和质变、连续和间断、积累与创新、进化与革命相互交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会计理论研究终将遵循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完成以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变革。注释：①我们认为这种增加披露的改革或对财务报告的局部改良（如财务业绩报告的改进）是运用归纳法构造会计理论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财务报告直接面向使用者，会计对于环境的不适应性将直接表现为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等的降低，依据归纳法“科学知识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的思路，环境对于会计所形成的挑战必然迫使归纳主义者从财务报告开始对会计进行改革，但由于其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对财务报告的彻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