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史稿讲了什么

甲骨文中就有'会计‘一词，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 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 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陆续发布/新增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红与黑读后感

纵观我国史学大家,凡为世人称道,而其著作能流芳百世者,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130卷,东汉班固的《汉书》24卷,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294卷,以及现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数卷,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史料翔实而丰富;立论深刻而公允。”我之所以要向读者推荐郭道扬教授新著《会计史研究》(以下简称新著),就因为他以前所著《会计发展史纲》和《中国会计史稿》已经符合过去史学家治史的要求,因而使其声名鹊起,奠立了他在我国会计史学界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今年,这部新著是在过去著作的基础上,又搜集了大量可贵、可信的史料,站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进一步揭示会计和会计这门科学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从史前时代、后石器时代到工业经济社会,并展望知识经济社会的前景,以全新的视角,更翔实、更全面并更深刻地研究了它们的发展及其规律。这不能不说是郭道扬同志在会计史研究领域内的一次新的突破,为我国会计史研究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新著的第一个特点是史料详尽真实。以新著第一卷第一讲“会计的起源”为例,为了证明史前时期计量、记录行为的产生与发展,该书先后引用了人类社会划期与考古发现时对比参考图;非洲的“伊尚戈骨头”上的刻符记事;我国西安半坡村人作刻的32种用于计量、记录的刻划符号(包括临潼村人的黑陶刻划);青海乐都柳湾人的彩绘图符号;青海乐都柳湾人的数码符号;古代芬兰人的刻本记事凭证;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记事刻骨;摩棱人的刻木记事符号; 1826年以前英国财政部刻木示账示意图;以及古埃及十进位的形象数字符号,产生于文明古国的形形色色的数码,共23幅图文并茂的原始刻号等,它们不仅形象地说明人类是学会先用符号图案表达应予计量和记录的内容,而后才逐步地转变为用文字和数字进行计量和记录的方法。漫长的人类生活与生产实践,形成了计量与记录的思想和行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剩余产品的产生,分工和交换成为必要,这才有了会计概念的萌芽。马克思曾经考察过类似远古的印度不同地区存在的不同公社,在公社中,尽管共同从事劳动并平等地分配产品,但由于已有剩余产品,除有一个首领外,“已有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账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6页),马克思虽然指出会计(记账)的产生很古老,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因为《资本论》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而在新著中,仅仅为了说明和论证会计的起源,以及会计命名的起源,就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其中图片23幅,文字论述约11万7千字,还有附注333条。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治史的严肃认真的精神,是我国历代史官和史学家忠耿正直,坚持真实公允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里,我不禁要讲一点与本文无关的题外话。最近在电视界,以历史为题材的电视片目不暇接。以公认为好影片的《雍正王朝》来说,该片的编剧者有没有用这种精神来形象地反映康熙末年和雍正一代的历史真实?让我们看下列事实。这部影片为雍正帝翻案是符合史实的。雍正帝确实是一个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好皇帝。他虽然实行严刑峻法,但他既严以待臣民,也严以律己。他勤于政事,并不贪图享受。他痛恨贪污,大力惩治腐败。至于他对于与他争夺帝位的政敌采取的镇压手段比较残忍,因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仁慈可言!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康熙帝(焦晃饰)与雍正帝(唐国强饰)表演都比较成功,也较为真实。我要说的乃是一位重要的配角。他在剧中十分显眼,那就是张廷玉。他随侍康熙帝左右,随时草拟密旨,口“圣命”,似乎诸皇子对他都另眼相看。这符合史实吗?张廷玉是已故大学士张英(张英是包括雍正帝在内的诸皇子的师傅)之子,当时只是吏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兼人事部的第二副部长)。他怎么可能得到康熙帝如此的信任?事实是:康熙末年,由于诸皇子争夺储君日趋激烈,北京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汉人大臣一般都不敢明显地卷入皇子的党争之中。因此,得到康熙帝信任的,主要是满人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京师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隆科多(他是康熙帝妻舅,在康熙帝病危住畅春园期间,几乎是他一人负责御前守卫。传说雍正帝得以继位,是他宣读密诏的)。至于负责军国大事的,则是大学士马齐、松柱、白潢、王顼龄和尚书张鹏翮等(在此之前,则还有大学士王和李光地。康熙中叶,皇帝最亲近的大臣则是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还有一些参予政务的皇子。此时,无论如何,接近皇帝的权臣,绝轮不到张廷玉侍郎。张廷玉之被重用,是在雍正帝即位之后。由于他是“先生之子”(这是雍正的话),就由吏部右侍郎跃升为礼部尚书,而后再升为大学士。与另一位提升很快的大学士蒋廷锡同为雍正帝的左右手。然而雍正帝最信任也还不是他们两人,而是十三皇弟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这里,不包括他宠信的地方官田文镜和李卫,因两人始终未入中枢、未参与处理全国政务)等。(以上可参阅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萧著《永宪录》,孟森的《明清史丛刊》下册“清世宗入承大统纪实”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下册529~581页等资料。特别是《永宪录》,是乾隆初年扬州人萧所著。他只写康熙61年至雍正6年七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当时人记当时事,记述相当可靠详细,研究清史者,无不器重这本珍贵的史料笔记)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到了清史和电视,目的在于说明:不论是以文字记述研究历史,或是用电视形象地表现历史,都必须把严肃地反映历史真实作为首要任务。一切历史(包括会计史、明清史)都是已成为过去的事实,而过去是确定性的,是有史书可查,有史料可以佐证的。既不需要猜测,更不能想当然!现在写康熙末年和雍正13年的历史,年代并不久远,可查证的资料极多。仅故宫博物院就有大量尚未清理的清代档案,雍正帝所披阅的奏章之多,之细,也是史学家公认的。作为历史剧,无论如何,不应同什么“戏说”之类的纯娱乐剧混为一谈!对比历史剧《雍正王朝》的编剧者,郭道扬同志写的《会计史研究》的第一个特点———占有大量史料包括极难识别的考古资料,并力求真实可靠———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新著的另一个特点是立论公允而深刻。这里,我先引用作者的一段话(第1卷第6页):“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揭示历史的运行规律,而且在于让人们认清这些规律,把握与遵循这些规律,以促进社会的发展或社会某一方面的发展。”会计史研究的目的,正是要揭示会计这一经济信息系统,和这一紧跟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应用科学是怎样保存和继承历史的优点,克服其局限性,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作者所要研究的7个专题(7讲),即会计史、审计史基本问题研究、特殊问题研究三大部分,无不站在公允的立场,以史实为依据,不偏不倚,深刻地揭示彼此联系的不同会计历史事件,深刻地从组织、法制(包括法规、制度和准则)、思想、理论和方法揭示其过程,并总结会计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规律。试以第2卷第6章为例,它从古代民间会计专职组织,近代公司财务会计组织的演进到现代企业财务会计组织建设,探求未来公司财务会计组织发展趋势,总结了企业财务会计组织在其演进中,同市场经济,特别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相当实用的九条规律,这里既可表现作者占有大量史料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又可看出作者敏锐深刻而又公允地分析问题的功力!我衷心祝贺郭道扬教授的新著《会计史研究》一、二卷写得成功,更希望《会计史研究》中难度更大、力度更深的三、四两卷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