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茅以升

1949年7月8日，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签发成立中国交通大学的人字第144号令，决定将国立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毛泽东主席任命桥梁专家、唐山工学院校友茅以升为校长，铁道运输专家、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校友金士宣为副校长，学校校部设在北京东交民巷34号，下辖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两校。

西安交通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综合排名前十，这个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从2004年起开始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培养工作。迄今办学已有十余年，2016年分数线情况如下，230/75/120，仅供参考，考试难度很大，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 中国桥梁学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1959年参与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工作。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等职。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茅以升设计这座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他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11月12日病逝。关于《中国石拱桥》的创作（茅以升）《中国石拱桥》一文，是1962年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后来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近几年来，有不少中学教师来信或来访，向我反映课堂讲授中的一些情况。教育家叶苍岑教授也曾为本课备课的问题和我四次通信征询意见。我所作的一些解答，有一部分转载于有关语文教学的刊物中。现行语文课本，采集了各个方面的文章，知识面无比广阔。从我接触到的中青年教师中，深深感到他们对讲授中的每一篇范文，是那样字斟句酌地认真研究，一丝不苟。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最近，郑州《教学通讯》编辑部的同志打算出一本《作家谈中学语文课文》，要我谈谈创作经过。作家这个称号，我不敢当，但由于上述情况，借此机会，回忆一下撰写此文时的构思活动，如果对广大语文教师所要求的教学效果有所帮助，自是有益之举。首先，本文写的是中国的石拱桥。石拱桥是我国传统的桥梁三大基本型式之一。石拱桥这一体系，又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写的这两座桥，乃是千百万座石拱桥中杰出的代表之作。几千年来，石拱桥遍布祖国山河大地，随着经济文化的日益发达而长足发展，它们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上曾为祖国赢得荣誉。迄今保存完好的大量古桥，可为历代桥工巨匠精湛技术的历史见证，显示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一座古桥，能经得起天灾战祸的考验，历千百年而不坏，不仅是作为古迹而被保存，而且仍保持其固有的功能不变，可以称作奇迹。当然，还应归功于历代的辛勤修缮，这类修缮活动又往往是出自民间的爱桥护桥，这一社会风尚，在我国桥梁史上，有不少故事，是值得传颂的。我国素有多桥古国之誉，这种史的观念和数量上的概念，以及有实物可观的直觉印象，都是为理解中国石拱桥所须涉及的知识面。如果抽掉这些生动史实，则不仅内涵空虚，一两座孤立的躯壳，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其次，石拱桥在我国桥梁发展史上，出现较晚，但它一经出现，便得到迅猛发展，即使在1880年近代铁路公路桥梁工程技术传入中国以后，它仍然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结合现代的工程理论和新的建筑材料，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本文所介绍的两座桥，赵州桥已历时一千四百年，卢沟桥雄踞在湍流奔突的永定河上，也经历了近七百年，它们都称得上雄伟坚固，迄今仍保持着初创风貌，可以通行重车，在中外石桥中是罕见的。赵州桥敞肩式的创造，早于西方七个世纪，它们之所以能够经久不坏，说明设计与施工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再如赵州桥的浅基础、短桥台，不少现代工程师表示惊叹，因为经过多次地震洪水而屹立无恙，这决不是偶然的。唐张嘉贞的《石桥铭序》中所云：“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这一评价，几乎和20世纪工程界学者异口同声，技术高超，于此可见。本文在大量史实中，用“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来概括古代石拱桥技术上的成就，这是古今中外桥梁以及任何建筑物所一致追求的目标，在6世纪初，我国的能工巧匠发挥智力，大胆创新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再次，跨水架桥，意境之美，雕琢装饰，千姿百态，也是体现我国审美观的一种民族传统。建筑不论大小，工艺必须精益求精，如同一幅画图，不许有一处败笔。自从石窟造像盛行，古代石工，都有一套过硬本领，都具有一定的美工水平，赵州桥的栏板，卢沟桥的石狮，都以艺术珍品而闻名于世，这也是中国石拱桥在艺术方面一个可取的传统，对于现代石拱桥装饰也还存在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石拱桥，在古代有一定的成就，在今天仍有发展的前景，过去有用的东西，今天仍在起着作用，因此，它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显示着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和卓越才能。我们在现代桥梁事业中，必然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选自《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没有叫中国交通大学这么个名字的大学的，关于交通大学，最好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然后是西安交通大学，这两个大学的会计专硕性价比都不错的。然后北京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实力也可以。

在中国，一提到现代化的桥梁建设，人们就会不由自主想起一个名字——茅以升。确实，茅以升的一生都是和桥梁，和中国的铁路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而当时的山海关铁路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亦初创于该年，故茅老与今天的西南交大同寿。 1911年，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改称)。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他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在听了孙先生的演讲后，一度想去从事政治活动的茅以升坚定了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道路的想法，他从此选定桥梁专业，立志攻读，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在校学习期间，茅以升学习极为勤奋，仅整理的笔记就达二百本，近千万字，这些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高。唐山路矿学堂考试频繁，又从不预告，有时一个上午四门功课都要考。在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经过无数次的考试，每次大考都是全班第一名，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这在向以考试严格著称的唐山路矿学堂历史上极为罕见。1916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评比，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参加展览的是茅以升和1915届毕业生王节尧的作业。评比结果唐校在七十多所高等学校中名列第一，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濂源特奖 “竢实扬华”匾额一方。 同年，茅以升从唐校毕业，报考官费留学被录取，准备去美国康乃尔大学。该校最初不承认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首先考了茅以升的大学课程，成绩为“特优”，再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又是“特优”，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康奈尔大学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入学。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荣誉，唐山交大(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日后之被誉为“东方康乃尔”，当自此始。1917年，茅以升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茅以升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他在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中提出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获康乃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一、四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茅以升先后四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这可以算是茅以升首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1925年冬，唐山交大发生学生会驱逐有蔑视中国学生言行的美籍化学教师伊顿事件。时任教务长的罗忠忱教授和部分教授不赞成学生会的做法，以罢教相反对。学生会又组成“驱罗委员会”，与罗忠忱等教授相对抗。 1926年1月，唐山交大孙鸿哲校长因难以调解“驱伊”、“驱罗”事件，受到学生会的反对，辞去校长职务，交通部遂委派茅以升继任校长。茅以升校长劝说学生会放弃过激做法，学生会不听从，茅以升旋即辞职离校。3月，交通部调派胡仁源继任校长。茅以升先生此次出任交大校长，为时甚短，他本为调解母校纠纷而来，事既不成，引身而退，则大有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 1937年，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而唐山交大所在地属华北最前线，事变不过10日，唐山校园即沦入日寇魔掌。校长孙鸿哲此时正卧病于北平，不少师生纷纷自行南下。唐山交大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蜚声中外，一向为校友所爱护；教授又大多长期任职，对学校极为关怀；学生则急待继续其学业，师生校友都不忍见学校历史中断，于是共同谋划复校之举。9月以后，唐山交大各地师生、校友通过书信往还互通音讯，复校的运动由此而起。 经过一番努力，唐山交大几十名师生首先集中于湖南湘潭，决定在1938年2月复课。这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校长(院长)，经过洽商，茅以升先生愿担此重任。2月11日，茅以升到职视事，出任代院长，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茅以升先生到湘潭就职之日，院坪遍贴“欢迎茅博士来复兴唐大”的标语，以示赤诚欢迎；很多同学在亲眼目睹茅先生风采之后，喜形于色，认为茅先生必定能带领师生振兴唐大。复校之时，因为时间仓促，交通阻隔，唐山交大的教师多数未能及时赶到；不得以，很多教师是临时邀请当地铁路局各校友义务担任。茅以升先生到职后，一面对外接洽联系，争取教育部承认拨款等，一面则力争扩大教师队伍，保证教学质量。5月，茅以升先生被改聘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正式院长，这是茅以升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 由于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时并入唐山交大，而湘潭缺乏房屋可用，学校于5月又迁往湘乡杨家滩。是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初日寇进攻湘北，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放弃长沙时纵火焚城，民众惨死者达10余万人。杨家滩离长沙只有一百多公里，人心浮动，以为日寇朝夕可至，茅以升只好让学校再次南迁。 在茅院长的鼓励下，全体师生又分批于12月9日向柳州出发。到达柳州之后，时值数九寒天。学校伍镜湖教授出于爱护同学之心，提出预支一个月薪金为同学们添置衣物，不料竟遭会计拒绝。同学们一时群情激愤，此时幸好茅以升从桂林赶到，当即决定，对于没有棉被者，每人发给10元，以便购买棉衣、棉被以资御寒。稍事安定之后，迁移地点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焦点，茅院长决定停下来休整，讨论迁移地点问题。 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平越，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长途跋涉，旅途劳顿，生活不定，唐山交大的师生备受辛苦。幸赖茅以升院长领导有方，临危不乱，诸多校友竭力支持，热情帮助，师生们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终于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艰苦创业，再续弦歌。之后，学校即迅速完全进入正轨。在课业之余，茅先生经常给学生讲处世之道。对毕业班的学生，则进行个别谈心，帮助学生做好进入社会的思想准备。1942年4月，茅以升调离学校。 1944年11月，日寇向桂北发动进攻，11月上、中旬，日寇在侵占桂林、柳州之后，又攻占黔南独山。平越离独山仅百余公里，国民党宪兵队宣称：平越已划为前线，唐山交大校舍即将驻进督战队。此后月余，平越处于混乱状态，学校不得不于 11月16日贴出布告：暂时停止上课，到重庆去集中。茅以升等交大校友出面，特地组成“交大唐、平两院重庆校友会”，全力协助母校迁移，不久就在重庆璧山县丁家坳觅得房屋。于是学校又赖以复课。 抗日战争时期，是唐山交大存亡续绝的时期，也是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却是学校有史以来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许多著名的校友，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培养出来的。而学校能取得这些成就，茅以升先生功不可没。 1948年，解放战争迅猛发展。11月，唐山交大一部分师生或惑于国民党宣传，或惧怕战火，离开唐山到上海。时任院长的顾宜孙因为既老且病，休假住在上海家中。在茅以升先生出面安排下，上海校友群策群力，稳定了师生及家属的情绪，于是大家决定留驻上海交通大学，等待解放。学校赖以保全。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决定唐山交大(时称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茅以升先生出任总校校长。1950年8月以后，中国交通大学改称北方交通大学，茅先生继续担任校长至1952年 5月。在茅先生主持下，唐山交大原有各系得到扩充，并增设了机械、电机、材料等系，许多高水平教师也是经茅先生批准延聘到校的。茅以升先生鼎力聘请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回国任正、副教授，使学校拥有一支80多名正副教授为主力的师资队伍，这在当时国内高校实属凤毛麟角。 在离开交大之后，茅以升先生依然关心着母校。对母校取得的每一成就，他都感到由衷的欣慰。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95周年校庆之时在成都校园中心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二、中国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现代桥梁是随着铁路事业的兴起而兴起的，起初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随后就发展到美洲，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首先在于使铁路能够跨越大江、大河和海峡，使陆上交通畅通，对经济繁荣起保障作用。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桥梁——钱塘江公铁两用桥才在茅先生的领导下完成。 1920年，当茅以升刚回到祖国时，他就立志要为祖国的架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祖国大地战火连绵，满目疮痍，甚至铁路和桥梁的修建权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翻开建桥工程记录，一项一项都写着外国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中国人自己造的桥：济南黄河大桥，德国人造；郑州黄河大桥，比利时人造，蚌埠淮河大桥，英国人造；哈尔滨松花江大桥，俄国人造；沈阳浑河大桥，日本人造；云南河口人字桥，法国人造；珠江大桥，美国人造……茅以升看着这些无情的记录，心里极为难受。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不能修大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曾修过无数座桥梁：隋代(公元581—618年)建造的驰名中外的赵州桥，跨径37.02米，结构合理，造型精巧，虽然已历经1300多年，至今仍完好无缺；建于公元1053—1059年的福建省泉州万安桥，始建于公元1170年的广东省潮州广济桥，也都是中外闻名的桥。这都是中国人有能力造桥的铁证。茅以升真想一口气在长江、黄河上造它几座大桥，可惜由于当时战祸不断，政权腐败，财力空虚，有志造桥者只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1933年，在茅以升从美国归来的第13年，他终于得到了一次建大桥的机会，这就是修建钱塘江大桥。在这年的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激动不已。尽管面临能否筹款成功，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到建造的领导工作，决心为中国建造出宏伟、壮观的“争气桥”。 茅以升接受邀请后，即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拜访了邀请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当时正患感冒卧床养病的曾养甫在病床上接见了远道而来的茅以升。他对茅以升说：“钱塘江上造大桥，是全体浙江父老多年的愿望。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我很信任你，希望咱们真诚合作，共同把大桥造起来。” 曾养甫又说：“我已经把有关建桥的一些资料寄给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了，请他做一套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计划。” 他见茅以升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便解释说：“因为华德尔是铁道部聘请的顾问，为了防止铁道部和华德尔反对建桥，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至于建桥计划，如果你设计得好，就用你的。”茅以升嘴上没再说什么，心里想的却是一定要替中国人争气，造出一座省工、省钱又结实美观的现代化桥。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经过半年的勘测，茅以升提出了大桥设计方案。这个设计方案，比美国人华德尔的设计好得多，也省钱好多，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一举夺标。 茅以升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茅以升就针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6910人，其中科技人员2710人；全院设有16个研究所，2个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仅仅在1978-1980这三年，该院就提供了834项科研成果和阶段成果。 自建院至今，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承担了国家和铁道部几千项科研课题，取得科技成果 2684项，其中获国家级奖159项，省部级奖611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积极加强同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国际知名度正不断提高，已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铁道科研开发机构。茅以升先生作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之一，值得今天的铁路人永远怀念。 五、杰出的工程教育专家与科普作家 从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除了在母校唐山交大任职之外，他还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等多所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成为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上世纪30年代，在修建钱塘江桥时，茅以升就立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在主持唐山交大复校并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从着眼未来出发，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期间，茅以升不顾一些人的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公司职员的生活费用，显示了其务实的工作风格。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茅以升还是中国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一位极为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 茅以升一生写过很多科普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钱塘江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这两本书。1981年，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茅以升如此重视科普工作，与他对科普工作价值的认识分不开。在《科研与科普的十个关系》这篇文章中，茅以升认为，科普与科研是可以互相促进的，科普工作是科研人员的份内工作，有着重大的社会效益。他之所以对科普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也体现了他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殷切期盼和希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赤子情怀。 茅以升在桥梁建设方面的成就世所公认，1948年7月，他当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