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卖吃饱了
在全国第2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回想自己在学校的二十多个年头，每年老师节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欣喜。尤其是近几年，学校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跨越式发展，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教学科研软硬件条件大为改善，道路宽了、房子高了、环境美了，“尊师重教”的氛围更浓了，学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和谐校园的综合建设”等等，都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的成才机会和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心情舒畅，工作激情高昂。华农是百年老校，在悠久的办学历程和人才培养中，以丁颖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树立了具有华农特色的“笃学明德，躬行践履，建业自强，求精图新”的“丁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下，我校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爱国敬业、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立言立德，终身为“培桃育李”尽心竭力的优秀教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德才兼备的高级农业专业人才。作为高等农业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丁颖精神”，时刻不忘自己肩上的重任，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世纪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理念、内涵和手段都在发生变化，新世纪的人才培养需要我们“敬业爱教、爱生如子、知识渊博、谦虚好学、努力创新”。人们经常把教师比喻为“园丁”，用知识和关爱浇灌学子，培养他们成材。人们更常把教师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比喻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我想，如果没有足够的丝和蜡，就会很快吐尽和燃干；没有足够的技术和肥水，也不可能浇灌出好苗。教育是科学、是艺术，光有热情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学习、研究、实践，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教育教学活动。通过不断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技术，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作为华农的一名教师，近几年自己在农药学教学和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中，努力向我的导师赵善欢院士等老一辈教育家和优秀教师学习，关心和爱护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帮助学生在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心素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同时，花了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先进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开展教学研究和课程建设活动。通过几年来在教书育人工作中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中获得“南粤优秀研究生”荣誉、全国和省大学生“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奖、参与科技专利发明和发表学术论文、进入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学生比例较高，在农药学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每当看到学生的进步，心里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未来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和创新人才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永恒主题。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使自己深切体会到教师是光荣的、教书是严肃的、讲台是神圣的！最后，我还是想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名言来结束我的发言，与老师们共勉，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培育更多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而共同努力，为华农明天的辉煌而共同努力！
泰迪熊Teddy
没人回答，我这找了一个，看能不能帮到你“丁颖精神”是以丁老为代表的华农老一辈科学家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精神品德的概括，是华农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他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为民”的精神，丁老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3次留学日本共11年，其他像邓植仪、陈焕镛、蒲蛰龙等等也是留学欧美的，学成后放弃海外的优越条件，回国为中国的农业无私奉献一生，成为中国农业科学各领域的奠基人或巨匠。像清华等大学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出国留学，但出去后许多就不回来了。科学无国界，留学深造是好的，但学成应回国出力，这点年轻学生应多继承传统。还有如“身教以德，敬业乐群”、“刻苦钻研、务实求真”等精神，丁老学问精深、品德崇高又诲人不倦，几十年如一日，终生为培育桃李而尽心竭力，广东乃至国内后来许多水稻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卢永根院士等等；执掌华农的时候，极力延聘名师，使顶尖学者济济一堂又和谐相处，团结奋斗。丁老长期深入农村研究，插秧、收割季节，都是亲自赤脚下田，为的就是亲手掌握第一手材料；对于论文更是字斟句酌，表现出对科学、对生产的绝对负责态度，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很值得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学习的。
jason19203
丁颖，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 1912年（民国元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民国三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民国八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中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民国十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民国十三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年。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1927年（民国十六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州市梅县区）、北江（韶关市曲江区）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日军侵入广州，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45—1950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6年，在他6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1964年10月14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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