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安全工程师培训

杜邦中国大事记◆1863年 杜邦与当时的满清王朝完成第一笔与中国的业务。◆1919年 在上海设立代办处。◆1920年 在广州、南京、北京等城市设立办事处。◆1984年 重开北京办事处。◆1986年 重开上海办事处。◆1988年 成立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1989年 第一家独资设施——深圳工厂建厂(1990年投产)。◆1992年 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正式投产。◆2005年 杜邦中国研发中心正式投入使用。1787年，.杜邦一家人，乘上布鲁克斯船长的美国鹰号越过大西洋，避开法国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奔赴美国这个新成立的国家。5年之后，杜邦兄弟二渡大西洋，在美国创立了杜邦公司，并由此开创了一个延续了207年的工业王朝。杜邦与中国的生意可追溯到1863年的清政府时期。1971年，随着尼克松访华，杜邦打算重启中国生意。6年后的1978年，正值中国对外宣布将践行改革开放政策，杜邦在这一年底，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对于彭定中(DavidPang)而言，北京西二环外的二里沟极具地标意义，杜邦在中国所有的发展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彭定中是杜邦大中国区第一任董事长。杜邦重启中国市场以贸易入手，二里沟则是当时杜邦与中国公司谈判的所在地。“那个时候，外商不能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必须经过外经贸部下设的不同的进出口总公司，谈判的地方叫二里沟，所有外商到中国来谈判都去二里沟。”彭定中回忆道。杜邦进入中国后，是以贸易为主。在尼克松访华的1971年的下半年，杜邦打算重启中国生意，主要销售化学品和化纤，并于1978年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当时中国需要布料，光靠棉花不够，则大量地买进化纤产品。其实，在80年代初期，外商在中国的贸易，并不需要到中国来，在纽约就可以把买卖做成。“那时在纽约，有很多中介帮着卖产品，他们在中国有人脉，在纽约有个小办公室，很多外商就去他们的办公室谈生意”。彭定中说。在中介那里，外商可了解到中国现在有什么机会，什么时候要买什么东西，数量多少，价钱如何，在提供咨询之后，中介也会负责把生意做成。这的确很便利，但是这样的方式也使得外商和中国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由此，杜邦做出了直接参与二里沟谈判的决定。初来中国，在欧美市场长袖善舞的杜邦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当时的中国仍是计划经济体制，需求和供应脱钩，外商在谈判的时候有很多困惑。”彭定中说。在谈判风格上，杜邦也需要适应。据彭定中介绍，中方的进出口总公司是代表国家统一谈判，所以需求量非常大，而且讲究货比三家，价格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杀价杀得厉害；再者，当时的进出口公司对国内供求不清楚，对国外供求关系也不甚敏感。消费类产品是有波动周期的，有时供过于求，有时求过于供。市场上货多的时候，进出口总公司因为价钱便宜，一买就买很多，先放在仓库里，留着以后慢慢用。外商那时已意识到中国是个潜力很大的市场，但重要性还有待提高。“在整个市场缺货的情况下，不是谁要就把货给谁。企业会从长期来看客户的忠诚度。”彭定中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外商同中国做生意，利润率不高，而且需求不稳定，跟整个世界经济运转的挂钩还不够紧密。另一方面，虽说中国百废待兴，但出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杜邦在1980年左右与中国的贸易仍局限在较小范围内，主要向中国销售大宗化学品。“美国政府对特殊化学品出口有很多限制，比如我们的凯芙拉（Kevlar）产品，当时是不准在中国销售的。今天美国对出口仍然有很多限制，但是当初更严重，凡是高科技的产品都有限制，所以我们很难卖特殊化学品。”另一个关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投资的小插曲就是很多人来到北京后，会选择投资经营饭店。在彭定中的记忆里，那时候，如果要住北京饭店，有钱也不一定住得上，一定要北京市政府二局发一张很薄很小的单子。彭定中曾为了这张单子等过很多个钟头，“当时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开饭店一定能赚大钱。”二当年，杜邦的各业务部门高层在关心是否可以在这个市场中赚到钱的同时，已认同中国市场对公司的战略意义。在当时，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有诸多限制，现任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辛洪涛（HenryXin）回忆称，“比如说做人民币销售（以美金买进，以人民币卖出），那时外企都是不可以进行的。外资企业不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必须通过国营的进出口公司做。通常的经营模式是：先把产品卖给国内一个有授权的公司，让它再卖给客户。”即便如此，彭定中还是坚定地认为，“如果光卖产品，我们就永远是这个市场的局外人。”彭定中向杜邦总部的高层强调，“杜邦是富有远见的百年老店，中国市场从长远来看，肯定会成为杜邦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因此，必须要开始做扎根的工作，要形成一个很好的中国发展策略。”他向公司建议，作为一家拥有很强科技能力的公司，杜邦如果能把一些技术转让到中国，那么，双方的关系就会跟别人不同，会更深厚。这个想法得到公司总部的认同，从那时起，杜邦开始向中国转让技术，“每一个技术交易，与工厂都会有关系，所以杜邦与各地工厂建立了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在那个阶段，对中国和杜邦来说是一种双赢。”彭定中回忆说，“这是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贡献。”他介绍，“安全火药”技术的转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减少矿工伤亡率，先通过矿务局如淮南矿务局、淮北矿务局、大同矿务局等，然后从矿务局再到矿场，杜邦把产品、机器、工程师派过来，让机器开始运转。同时，杜邦通过整个集团的全球业务网络，将中国客户变成全球的许可授权商。通过技术转让，杜邦也随之加深了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包括在国内怎样做业务，如何运营工厂等等。在这一时期，杜邦中国有限公司前总裁陈荫楠(AnthonyTan)也向总部建议，将公司的莱卡业务在中国市场有所发展。他认为，可以沿用欧洲的经验，在中国和央视合作大型的时装秀，这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促进了莱卡品牌的推广。“我们用一种时尚的方式来推广一种物料，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见。”陈荫楠说，那时候，“莱卡风尚大奖”每年做得像个奥斯卡颁奖晚会一样。在莱卡刚在国内开厂生产的时候，李宁也开始做他的服装品牌，成为了杜邦莱卡业务合作最密切的客户之一，还有艺术大师陈逸飞也经营时装。这两个客户非常支持莱卡。杜邦并由此和很多时装公司合作，让他们尝试新的纤维产品，由他们的设计去推动整个时装市场的发展。三1988年底，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获批，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杜邦深圳厂第一任厂长黎振华回忆说，“国家外经贸部是在圣诞节前完成了审批，无异于是一个圣诞礼物。我们当时是全国第一家全外资的集团公司。”此前，外商在华设立公司必须跟着投资项目走，而且业务范围也有限制。“比如说在上海要做一个投资，你就可以在上海成立一个公司，但公司不管叫什么，都不是控股公司，因为它只能在上海做跟产品有关的业务。”现任杜邦大中华区财务总监的梁卫存是当时的参与者之一。他们在1984年第一次找到外经贸委，表达了这一意愿。杜邦中国业务团队表示，杜邦有很多的技术会带进中国，而在国内要整合这些技术的话，需要一个控股公司。当时的外汇管制很严格，需要外商投资的企业达到一定的出口额。如果杜邦带来很多产品，同时其中一些产品又大量出口，控股公司就可以帮助中国发展出口、增加外汇。同时，杜邦旗下有很多业务和产品，很容易形成资源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成立控股公司后，就可以集中资金和业务资源，也把公司的形象建立集中起来，人员资源也可以集中并进行灵活调动。梁卫存回忆道：我们提出在中国成立旗舰型公司的意愿，这个公司可以生产、销售、采购、培训、投资。当时的外经贸委听后很兴奋，同时也需要研究如何进行，因为，此前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情，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双方只能摸着石头过河。1989年3月，杜邦从工商行政管理局拿到了营业执照，由此，也成为其它跨国公司的样本。此后，IBM、GE等也纷纷申请成立在华控股公司。1994年，国家关于投资公司的管理法规出台。“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所累积的经验，对该法律的出台是有一定帮助的。”梁卫存说。让彭定中记忆深刻的还有在杜邦农化投资项目就要动工时所遇到的难题。当时公司用的是地方上的一个工程队伍。施工队不愿戴安全帽、不愿穿安全鞋，嫌热、碍事。彭定中就强调，任何人都不可以不遵守安全原则。果真，杜邦就将农化的建设工程暂停了。另一个插曲是，在杜邦农化的建设过程中，突然发现钢筋水泥缺货了。彭定中决定去找市长。时任上海市长是朱�基。彭定中清楚地记得，“那天朱市长胃不舒服，接见我的时候，刚从医院看完病回来。”在听完杜邦的问题后，朱市长很快就找到相关负责人，帮杜邦协调了钢筋水泥的问题。不想，过了一阵子，杜邦农化还在建厂的时候，就听说仿冒品已经出现在市场上。这对杜邦的农业部门来说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过，这不仅给我们，也给我们未来的客户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于是，彭定中又去见朱�基。朱�基很专心地听取情况介绍，并当场就要求依法处理那几家仿冒的工厂。“对于类似的政府在我们投资过程中所给予的许多支持，我们都心存感激。”四1997年，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DPTS）在中国开始筹建，开创了杜邦在中国用自己的企业进行销售的先河，杜邦希望以此实现 “逐步深入中国”的目标。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直接面对销售市场。“原来我们都是通过经销商，所以对市场的了解不是第一手的。再者就是经营模式多了，原来是单一的，通过进出口公司销售给中国的客户，有了DPTS后，则增加了人民币销售的形式、委托加工的形式，杜邦可以直接面对客户，销售渠道增加了。”辛洪涛说。陈锡安（SteveChen）所负责的钛白粉事业部，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中国区发展的战略规划。此前，杜邦钛白粉在大陆的业务主要依靠经销商，根据经销商统计的需求量供货。1997年以后，杜邦的钛白粉业务开始建立自己的发展和战略蓝图，并在2年后，在上海漕河泾建立了钛白科技事业部的技术实验室。杜邦已经意识到不能靠等客上门，提出要求销售人员花更多时间联系、培养客户。以一家国内的客户为例，其建厂在1995年，首次定购杜邦钛白粉的数量还不到20吨，在当时所有的杜邦中国客户之中，用量是非常小的。但通过多次接触，杜邦认为这家公司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客户，于是给予很大支持，曾在全世界范围钛白粉缺货的情况下，仍将产品提供给这家企业。“5年后，这一客户成为杜邦钛白粉全世界最大的塑胶门窗生产领域的客户，一年用到上千吨。”陈锡安说。进入2000年，杜邦钛白粉业务部已经认识到，中国市场将会左右未来的行业竞争。总结起来，杜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从销售产品到技术转让、再到投资设厂，继而进行研发活动。“在第四个阶段，对于杜邦来说，中国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之一。作为一家科学公司，杜邦于2005年在上海设立了公司级的研发中心。面向未来，让在中国的研发活动成为杜邦科技创新的源头之一，是杜邦真正地在中国市场扎根的指征之一。2008年，杜邦在中国大陆共设有近40个分支机构、拥有近6000名员工，销售总额接近17亿美元，过去五年间的综合增长率为14%。五“在华投资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以贸易为主、销售一些产品。这些产品最初是为其它国家的市场所生产，但是同时也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在第二个阶段，我们逐步设立了本土的一些生产设施，对本地市场的需求反应更及时，所生产的产品也是专门为中国的需求而生产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杜邦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苗思凯（DouglasMuzyka）总结道。“杜邦作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学公司，我们在中国的发展需要跟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趋势”，他说，“从而实现我们自身的发展。”据苗思凯介绍，杜邦认为中国至少有四大发展趋势可以为杜邦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发展空间。首先是中国对多元化能源的需求。“我们在生物燃料和光伏太阳能技术等领域进行了开拓”。第二是中国越来越重视提高产业的环境表现。“我们提供有助于环境防护的技术”。第三是中国改善职业安全与健康水平的努力。“杜邦的安全与防护科学能够为企业生产设施及其员工的安全，提供专业的安全管理培训，以及先进的防护产品”。另一个趋势是对食品供应和粮食安全的持续需求。“杜邦先锋种业在国内为农民提供稳定高产的玉米种子。我们还有一个农业植保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杜邦的检测系统可以快速检测食品中的病原菌。此外，杜邦还有大豆蛋白产品。”最重要的是，苗思凯对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是我们最具战略意义重要市场之一。我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发展方向和杜邦公司的能力与产品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会越走越顺畅、发展空间越来越宽广。”

安全生产的事故可以预防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现代企业安全的典范企业杜邦公司便提出了“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理论，并身体力行，用杜邦企业的安全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杜邦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企业，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杜邦CEO贺利得总结企业常青的核心原因是永不动摇的4个承诺：安全、职业道德、环保与健康、对人的尊重。在企业界提起杜邦，人们就会想到“安全”；各大公司制定安全技术标准时，杜邦是最好的参照物，甚至许多航空公司都在引进杜邦的管理系统。“9?11”后，就连美国政府也在向杜邦咨询安全管理问题。而杜邦公司一直生产和经营的都是高危产品。1802年，杜邦公司建立于美国特拉华州威明顿市白兰地河畔，最初的产品几乎全部是最易引起事故的黑火药。事实上，从1802年到1880年，杜邦的主营业务始终没能脱离黑火药的生产。火药时刻会爆炸，尽管创始人E?I?杜邦在厂房选址及车间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将可能的爆炸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但接二连三的重大伤亡事故仍然发生，以至于E?I?杜邦的几位亲人也没能逃脱厄运。其中，最大的事故发生在1818年，100多名员工中，有40多人伤亡，企业濒临破产。所幸的是，美国当时的西部开发，为杜邦黑火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杜邦公司存活下来。但刻骨铭心的事故让E?I?杜邦体会到，设备和厂房的安全并不能杜绝安全事故，真正的安全，必须有制度和意识的保证。事故发生后不久，杜邦做出了今天看来可影响杜邦历史的三个决策：首先，建立管理层对安全的责任制度，而不专设安全生产部门。即：从总经理到厂长、部门经理、组长等，所有管理者均是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其次，建立公积金制度，即：从员工工资、企业利润中定期提取公积金，为万一发生的事故提供经济补偿。最后，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理念。即：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让员工真正认识到，安全生产并不是对他们生产行为的约束与纠正，而是对他们人身的真正关怀与体贴。200多年来，杜邦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述三条决策。直至今天，安全观念已经成为杜邦独特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次公司召开会议，主持人首先要做“安全提示”，提醒与会者安全通道出口的位置，及如遇紧急情况时应采取的措施；在公司办公室中，坐椅者绝不可使座椅两腿着地；公司更是要求杜邦员工及其家属在乘任何机动车辆时，应随时系好安全带。20世纪40年代，该公司提出了“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理念，提出这个理念的基础，就是这个公司从1912年开始的安全数据的统计工作。大量的统计数据，所有的事故分析，都支持了这个结论。因此，杜邦公司把所有的安全目标都定为零，包括零伤害、零职业病和零事故。他们有严密的安全原则和必胜的安全信念，尽力斩断“事故链”的每一个环节，达到“工作时避灾，家里还要安全十倍”的理想境界。现在的杜邦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工作最安全的地方”，成为全球企业安全的典范。它的安全文化、安全措施以及安全理念正在成为众多企业学习的榜样。当然，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这并不是说事故不会发生。杜邦公司认为，工作场所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安全，决定伤害事故发生的是处于工作场所中员工的不安全行为。企业实际上并不能为员工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场所，只能提供一个使员工安全工作的环境。美国学者认为98%的事故是人祸，我国官方也承认，特别重大事故几乎100%是责任事故，都是人为事故。正因为事故大多是人的因素引起的，而人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安全理念、意识、制度等加以约束和控制的，所以，人可以成为事故的起点，也可以成为事故的终点。只要抓好了人的管理，抓好了员工的意识，抓好了员工思想，抓好了员工的行为，杜绝违章违纪，消除隐患，安全事故自然就可以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也必将极大地减少。事故可以预防，也可以避免，关键在于人，在于每一个员工，在于每一个员工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安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作业都存在着包括人、机、物、环境等方面的危险因素，如果未进行预知，不及时消除，就会酿成事故。因此，要从根本上防止事故的发生，就必须把安全生产中一切潜在的危险因素事先辨识出来，加以控制和解决。而研究和发现危险因素和隐患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预防。人们在安全事故发生之前，预先防范事故征兆、事故苗头，预先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那么，事故苗头、事故征兆、事故本身就会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安全工作水平也就提高了。要做到事故预防，必须坚持“六要六不要”：一要充分准备，不要仓促上阵。充分准备就是不仅熟知工作内容，而且熟悉工作过程的每一细节，特别是对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事前搞得清清楚楚。二要有应变措施，不要进退失据。应变措施就是针对事故苗头、事故征兆甚至安全事故可能发生所预定的对策与办法。三要见微知著，不要掉以轻心。有些微小异常现象是事故苗头、事故征兆的反映，必须及时抓住它，正确加以判断和处理，千万不能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遗下隐患。四要鉴以前车，不要孤行己见。要吸取其他人、其他单位安全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作为本单位本人安全工作的借鉴。传达安全事故通报，进行安全整顿时，要把重点放在查找事故苗头、事故征兆及其原因上，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五要举一反三，不要故步自封。对于本人、本单位安全生产上的事例，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事例，只要具有典型性，就可以举一反三，推此及彼，进行深刻分析和生动教育，以求安全工作的提高和进步。绝不可以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六要亡羊补牢，不要一错再错。发生了安全事故，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就是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绝不能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听之任之，以免错上加错。吉尔伯特法则：最危险的情况是你意识不到危险英国的人力培训专家B.吉尔伯特曾提出一个管理学上的著名法则，即“工作危机最确凿的信号，是没有人跟你说该怎样做”，人们将之称为吉尔伯特法则。这句话引申到安全管理上，就是最平静的时刻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危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个环节的疏忽，一位员工的小小懈怠，都可能会酿成重大安全事故。古人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安不忘危，乐不忘忧。”我们来看一个因为大意而害了顾客、毁了自己的故事。克里?乔尼是火车后厢的刹车员，他因为聪明、和善、常常面带微笑而受到乘客们的欢迎。一天晚上，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火车晚点了。克里抱怨着，这场暴风雨不得不使他在寒冷的冬夜里加班。就在他考虑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逃掉夜间的加班时，另一个车厢里的列车长和工程师对这场暴风雨警惕了起来。这时，两个车站间，有一列火车发动机的汽缸盖被风吹掉了，不得不临时停车，而另外一辆快速车又不得不换道，几分钟后要从这一条铁轨上驶过。列车长赶紧跑过来命令克里拿着红灯到后面去。克里心里想，后车厢还有一名工程师和助理刹车员在那儿守着，便笑着对列车长说：“不用那么急，后面有人守着，等我拿上外套就去。”列车长一脸严肃地说：“一分钟也不能等，那列火车马上就要来了。”“好的！”克里微笑着说。列车长听完了他的答复后又匆匆忙忙向前面的发动机房跑去，但是，克里没有立刻就走，他认为后车厢里有一位工程师和一名助理刹车员在那儿替他扛着这项工作，自己又何必冒着严寒和危险，那么快地跑到后车厢去。他停下来喝了几口酒，驱了驱寒气，这才吹着口哨，慢悠悠地向后车厢走去。他刚走到离车厢十来米的地方，才发现工程师和那位助理刹车员根本不在里面，他们已经被列车长调到前面的车厢去处理另一个问题了。他加快速度向前跑去，但是，一切都晚了，在这可怕的时刻，那辆快速列车的车头撞到了克里所在的这列火车上，受伤乘客的叫喊声与蒸气泄漏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后来，当人们去找克里时，他已经消失了。第二天，人们在一个谷仓中发现了他。此时，他已经疯了，叫喊着：“啊，我本应该……”他被送回了家，随后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危险的情况是你意识不到危险。忽视危机，事故总会不知不觉而来，因此，要树立危机观念，时刻绷紧“安全第一”这根弦。明朝作家刘元卿在一篇题为《猱》的短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猱的体形很小，长着锋利的爪子。老虎的头痒，猱就爬上去搔痒，搔得老虎飘飘欲仙。猱不住地搔，并在老虎的头上挖了个洞，老虎因感觉舒服而未觉察。猱于是把老虎的脑髓当做美味吃了个精光。作为企业的主人，每一名员工都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提高安全意识，对危机做到先知先觉，这样公司这艘船才能载你穿过暗礁密布的大海，顺利驶向成功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