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工程师报名

春节，城市里那些飘飞的七彩气球，那些缤纷的节日玩具，让年的味道愈加醇厚。大街小巷，人们总会拿着形状各异的塑料充气棒追逐嬉戏，累了，身影随着脚步声远去，原本还是宝贝的充气棒瞬间变成一地垃圾。从那一刻起，遭受冷遇的充气棒开始报复—— · 最能让女人动心的男人 · 好生意单店日赚 3万元 · 肾虚肾亏－－－怎么办 · 点这里－测试恋爱类型 · 1300位整形美女谈经验 · 女性创业的独门好生意 兰州市环卫部门有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春节大假，城区内包括充气棒、气球在内的塑料垃圾，从平日的日处理100吨，暴增到了150吨！垃圾场的容量也因为这些“消化”不了的垃圾日益萎缩！ 环境保护专家对此的结论更加触目惊心：这些被我们随手扔弃的塑料垃圾，因其不可降解性，对环境的危害甚至可能长达百年！ 一日狂欢充气棒埋下百年隐患 专家建议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引进塑料垃圾处理设备，加大塑料垃圾回收利用企业的建设 调查 这边热卖 那边泛滥 关键词 不可降解 不可降解即无法通过光照、生物分解的方式来腐化、破碎，成为对环境无害的物质，以达到垃圾处理的目的。 节日：充气棒、气球受青睐 兰州的冬季因为圣诞、元旦、春节而变得不再“寒冷”。当年幼的孩子跟随父母上街游玩时，总会伸出小手指着花花绿绿的充气棒说：“我要！”而情侣们也会在这个时候买一只随风飘摇的气球增添一丝浪漫的气氛。小摊贩们也抓住了这个商机，将各式各样的气球和充气棒等一次性塑料玩具摆上街头。 “大的5元，小的3元。”五泉广场上，一个小伙子拽着一把五颜六色的气球叫卖着，有印着卡通图案的塑料气球，也有外层透明的双层彩色气球。“头两天过年的时候，一天少说也能卖一百来个！”小伙子开心地说。 在东部市场，一位专销塑料玩具的老板告诉记者：“春节期间，销量要比平时好得多，卖了7万只。”就记者走访的5间商铺来计算，春节期间，共卖了近30万只气球和充气玩具。 现状：塑料垃圾泛滥成灾 然而，当人们用充气棒、气球来渲染节日的气氛后，塑料垃圾的危害也随之而来。据统计，光圣诞节和春节的10天时间里，兰州市的城关、七里河、西固和安宁4个区的环卫部门就清理各种生活垃圾1200多吨，其中有无法降解的塑料垃圾达455吨，占整个生活垃圾的三分之一多。 危害：塑料垃圾破坏生态 然而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担忧。记者了解到，对于这些塑料垃圾，垃圾场处理的方式往往是掩埋。记者从西固区最大的金环垃圾场获悉，由于无法降解，塑料垃圾已经令垃圾场的容量日益萎缩。 兰州市环境保护局科技法规处副处长康明科称，将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塑料埋在土壤里，长久下去必将对土壤、地下水等生态环境造成危害。这样的危害甚至可能长达百年！ 武汉一年产生的建筑垃圾高达1000多万吨，其中大部分白白废弃。省政协委员苏征耀提交提案呼吁，应充分回收利用建筑垃圾：建筑废碴粉碎后可制成砂浆直接利用；钢筋可通过废铁市场回收；公路油碴、石块可用作新修公路的基石。“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董事长杜茂洲对节约型社会的到来由衷赞许“党中央英明”。尽管一个曾经浪费的社会成全了杜茂洲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由一个月薪二三十元的教师变为拥有百万家产，拥有帕萨特及专职司机并统领着崇文区、通州、平谷、昌平、密云、石家庄垃圾地盘的老板，但杜茂洲还是说节约型社会提得正当其时。杜茂洲点燃中华牌香烟，述说他“梦一般的经历”。 1990年，穷则思变的四川巴中教师杜茂洲进京淘金。在朝阳区焦庄垃圾场，他成了一名拾荒者。最高纪录，一天赚30多元，一个月下来，杜茂洲满足这个比当教师能多赚30多倍的职业，以至产生“天上掉馅饼”错觉，从而认为“拾荒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尽管偶尔生发斯文扫地之惑。 杜茂洲历数他捡到的馅饼，大到国家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小到药片。如数公斤重的铁、铜、铝以及项链、耳环、手表、手机……他家冰箱直到去年才买新的，此前皆为捡拾。成箱成袋的米面腊肉皮蛋等让杜茂洲致信家族及众乡亲“出来捡吧，北京垃圾能养活人，北京遍地是宝，是金山银山，只要你肯捡，绝对吃不完，穿不完，用不完”。 第一年，杜茂洲捡了7大编织袋废旧电器。会电器修理的他最初打算修好后带回家乡出售。很快，他便恨骂自己“眼窝子浅”。他决心继续垃圾里刨食。目标“在肥活里捡出一番事业”。一个能证明“北京垃圾特肥”的例子，几乎每个拾荒者都有一台经杜茂洲修理的收音机。如今是每人都有捡拾的手机。一个流传在拾荒者中的佳话是某四川老乡捡到两块24K纯金的亚运会金牌。 逢国家修路，杜茂洲及兄弟们兴奋等待硕大馅饼的降临———铁管、钢管……橡胶，这一国家战略物资，70%靠进口，杜茂洲时常为捡到轮胎暗喜，同时，他也暗地可惜“国家回收率太低，倒是便宜了我们。”高中文化、喜读哲学的杜茂洲辩证分析丐帮、国家之关系，“我们肥，国家就瘦，反之亦然。”丐肥国瘦原因，杜茂洲一语破的“没管好”。没管好给了杜茂洲成长壮大的空间。 待杜茂洲得知垃圾归宿———金属运首钢（现在唐山），塑料运河北文安，玻璃运邯郸，铁皮罐、骨头运天津蓟县，纸运保定，轮胎运玉田，有色金属运霸县，胶皮鞋底运定州，猪饲料运楼梓庄、小屋基养猪场后……1994年始，杜茂洲由拾荒者变为创业者。他由自己捡到坐镇指挥到直销废品到承包垃圾场。垃圾场恪守铁打原则———垃圾分类。“垃圾资源分得越细，回收厂家给的钱越多。”杜茂洲遂将工人分成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布匹组、纸类包装组、鞋底胶皮组等，由他统购统销。工人随专业分工而训练有素，如塑料组工人，能从70多个种类中分辨出聚酯聚丙聚乙烯，从聚乙烯中分辨出高压低压。 杜茂洲黄金时代的最高纪录，一年捡拾有用物资三四千吨。春节、中秋节是他的两个黄金季节。春节期间，他的工人能捡到包装精美的鱼虾肉蛋水果蔬菜。中秋节不仅捡月饼还捡精致的纸盒纸板。工人月收入高达2000元至3000元，杜茂洲时常坐享工人收获。杜茂洲举例说明垃圾养人。“工人身体特棒，没一个得病的。他们从不吃饭店的剩食，怕得乙肝。他们吃垃圾桶里带包装的食品，肯定没事。” “垃圾里刨食不如垃圾里创业。”1995年，杜茂洲拥有自己的塑料加工厂。 杜茂洲弟弟杜茂献与哥哥同吃一碗饭。1993年杜茂献承包了南苑和义垃圾场。1997年，杜茂献办起养猪场。猪饲料来自北京各大饭店。杜茂献满意猪饲料“肥得流油”。“肥得流油”的不仅是猪饲料，其他亦然。杜茂献说京广饭店、昆仑饭店垃圾能给他带来丰厚收入。垃圾含金量次高之地是外企集中的写字楼。工人们捡拾最多的是带着包装的衣服。再就是社区，杜茂献比较得出“西城最肥，海淀垃圾最轻（纸），通州垃圾最重（砖头瓦块）”。 1999年，杜茂献成立“北京茂献垃圾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2000年3 月24日，记者在和义垃圾场采访杜茂献。时身穿皮尔·卡丹西装的杜茂献抽着555牌香烟告知夫人学电脑去了，他有意强调“她自己开车去的”。杜茂献办公室挂着营业执照和“新编北京市区图”。执照经营范围：街区扫保清洁，生活垃圾人工收集，垃圾分选利用。注册资金20万元，营业期限，1999年10月14日———2049年10月13日。垃圾场占地15亩。一道围墙圈起分捡出来的资源———金属、塑料、橡胶、玻璃、纸、猪饲料……围墙深处有40多头猪。仅卖猪一项，便能给公司带来可观效益。杜茂献计划“在垃圾场空闲地办个旧货交易市场”。 随城市改造，房屋拆迁成全了杜氏兄弟另一项收入。他们令工人把砖头剔净码成垛，卖给农民砌院墙、猪圈。 迄今，杜氏兄弟直接间接带出巴中、仪陇两县4000多父老乡亲。北京10万拾荒大军中，四川人占2万人左右。河南人占多半江山且形成庞大产业链。如他们已从捡铜发展到炼铜。杜茂洲公司员工现达500多人。早期拾荒伙伴相继成立自己的公司，划地为界，做上老板。 “北京遍地是宝”，杜茂献复述首批京城拾荒者(1980 年)许继才的话，“只要你肯弯腰。” 如今，杜茂献撤离京城，转战苏州。杜茂洲去过弟弟开辟的新战场“肥啊！”杜茂洲羡慕弟弟身居一个工业发达的城市。同时，他也承认该城市的浪费成全了弟弟的发达。 ■给人治病不如给环境治病 2000年的杜氏兄弟憧憬“希望政府把我们收编，我们已从游击队走向正规军，将来就是集团军”。把四川丐帮组织成正规军的人是王维平。王维平，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垃圾对策专家。 王维平，学医出身。曾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医8年。1986年，王维平调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师。王维平主受两本书影响。美国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第四个浪潮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垃圾革命。”托氏预言，人类最终毁灭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如果不考虑垃圾对策,毁灭仅是时间问题。王维平称第四次浪潮为第四产业。另一本书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王维平把汉末医学家和20世纪未来学家的话联系比照：“垃圾产生的病菌会使我一辈子做个下医，与其被动行医不如主动做上医———给环境治病。”不治环境的病，就治不了人的病。环境病中，垃圾为首。王维平总结为三最：“关系最密，关注最轻，解决最难。” 研究所70％职能研究垃圾、粪便对策。懂卫生不懂垃圾的王维平忐忑，“指导全国的东西，心里没底。”后悔“没有金刚钻，揽了瓷器活”。日本资料启蒙王维平什么叫循环经济、垃圾分类、再生利用。 1992年至1995年，王维平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固废处理及污水处理。日本实施的循环经济是以法律做保障。196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上世纪90年代，相继出台《节能法》、《再循环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1989年，东京将垃圾对策视点前移至物资流通源头。通过集约生产、消费、废品回收减少末端垃圾处理压力。此法节省了治理费用和资源。当年，东京垃圾减量。 垃圾减量对策如下——— 一、净菜进城。以大白菜为例，每300吨毛菜产60吨废料。如果60顿废料运进城后再运出城，无疑是运输资源的浪费。如果就地还田，则可变成有机肥料修养地力。东京采取的办法是八环路之内禁止毛菜进入。 二、限制过分包装。《包装法》规定，包装物不能大于被包装物1/10的体积。 三、循环利用包装物。 四、建立健全废品网络回收系统。东京有5000名左右废报纸回收者。他们穿街走巷，上门服务。住户把废报纸搁置门口，回收者根据纸量多少回赠礼品———手纸或胶卷。此举使东京废纸回收率高达75％，每年可减少进口木材300万立方米。 五、垃圾累计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 六、垃圾分类收集，分别利用。 东京垃圾分类收集再生利用后，8年间少产垃圾820万吨。节省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费用47亿美元。 1995年，王维平回国。成田机场，在日定居的父亲反复盯问一句话：“想好了，真回去？”“回去，我有我自己的事。”在东京大学做数学教授的哥哥嘱王维平“好好做学问”。王维平问哥哥什么是学问？兄弟俩就什么是学问争执起来。王维平想法是，研究前无古人的学科叫学问，他现在研究的垃圾对策就是学问。回国后，他在单位汇报学问“垃圾经济学”，有人不以为然，坦言王维平照搬日本做法行不通，但王维平心中有个10年不变的学习标尺———日本。“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实际上，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做了以后又抛弃了。”1975年以前，中国菜农的做法给王维平心理支持。“菜农将烂菜帮子就地还田，称之‘做底肥’。”另一支持是1975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垃圾要分类收集”。之后，北京开始垃圾革命。那时垃圾成分主为炉灰、菜叶。王维平遍查资料，北京做法领先世界。然而，待世界追学中国后，诸多因素使我们止步甚至开倒车。因素之一，自然灾害年代，菜帮子成果腹之物，垃圾分类自然中止。 日本三年，王维平从资源—产品—资源再生的循环经济中看到岛国希望。比照中国，传统产业结构注定走向以消耗资源而谋求经济发展的歧路，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结果必然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纠偏的惟一路径—循环经济。垃圾是循环经济的供应商。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王维平眼中的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杜茂洲认同“百分之百的资源”。王维平看重资源可再利用，杜茂洲看准资源可再生钱。如何使资源再利用？王维平想到拾荒族。跟拾荒族在垃圾里滚打摸爬做学问，王维平说这是他惟一的选择。“搞垃圾对策的在实验室里折腾，瞎掰。” 1996年，王维平利用双休日跟随杜氏兄弟捡垃圾、运垃圾、卖垃圾、加工垃圾。如在宣武红莲小区，王维平挨个儿掀开垃圾桶，结果，合格率不足10％，但王维平看到希望：“没分类前，垃圾车跑6趟，分类后跑1趟。这就是效益啊。”王维平蹲守垃圾桶问50多位扔垃圾居民，调查附近10多家商店，垃圾分类如何改进？该年9 个月的双休日，王维平穿乞丐服、吃苍蝇饭的同时琢磨垃圾对策。周一，他换上西装写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可行性分析报告。9个月后，王维平以严谨的分析论证拾荒大军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如2001年，昌平区政府出300万元发动市民、农民治理白色污染。杜茂洲听说后请缨，“我包了，我还不要钱。”包的条件是昌平垃圾归他。西城有69座垃圾楼，其中杜茂献承包54座，仅此一项，西城每年可节省300万元。 1999年初，王维平指导杜氏兄弟成立公司。“既然干着第四产业，就得正规化，消灭游击队。群龙有首才便于管理。”10月，杜茂献公司挂牌。杜茂献用学会的宏观语言阐述公司意义：“为促进资源再生利用，实现垃圾减量化，延长填埋场使用寿命，减轻政府填埋垃圾费用，我要承包……”王维平鼓励拾荒族：“好好干，捡得越干净越好。” 王维平估计北京有拾荒大军10万人左右。 每年拾荒大军从垃圾中捡走价值10亿元左右资源。一年为国家节省两个亿垃圾处理费。拾荒者作为无疑帮助环卫部门实现了垃圾减量，补充了人力短缺，减轻了财政负担、节约了土地、减少了环境污染、缓解了资源短缺、带动了就业。但另一方面，拾荒者管理处于无序混乱状态，法制观念淡薄，捡、偷、抢概念不清，超生现象严重。由于缺乏管理，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如敞篷运输、道路遗撒等。他们吃住垃圾场，终日与四害、病菌为伍，既没卫生条件也没卫生习惯，易患传染病，给城市疾病流传带来隐患。王维平建议政府：一、尽快结束拾荒大军利弊共存的无序状态，引导教育兴利除弊。二、给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系———拾荒者以政策支持，市场培育及公众理解配合。 ■循环模式取代线性模式 20年时间，王维平为第四产业到来做着努力———弃医———赴日学习———参政———建言献策。作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委员、北京市政协代表、西城区人大常委，几年来，王维平与牛文元（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教授）、朱坦（南开大学教授）、叶文虎（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团队不断上书中央。“知识分子的建言献策被国家采纳”，王维平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极致———‘修齐治平’。”肝胆相照，知无不言，他们的党性原则。王维平的建言献策就被吸纳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止法》（2005年4月实施）。节约型社会与该团队的建言献策亦有关联。 该团队研究，传统经济发展走的是线性模式，与该模式配套的经济结构注定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以达到经济增长。比如中国生产1吨纸，需处理污水160吨，日本却是12吨。高消耗终点必走进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瓶颈。王维平形象比喻“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据科学推测，2028年前后，中国进入资源短缺的瓶颈，目前徘徊瓶颈入口。只有走节约和循环经济的路子，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循环经济的“循环模式”颠覆“线性模式”势成必然。 “颠覆”迫在眉睫。全国600多座城市年产垃圾1亿多吨，累计占地5亿多平方米。其中2/3被垃圾包围，烧不胜烧，埋不胜埋。垃圾堆产生的甲烷、沼气、污染空气，爆炸伤人。垃圾污染土地及地下水。就北京而言，日产垃圾万吨，每吨垃圾处理费用至少158元。年产400万吨垃圾，相当于一座景山，年消耗财政六七亿元。王维平焦虑北京“一年一座景山，那需要多少土地等它吞噬”。王维平遂以多种渠道建言以解燃眉之急，“国家与其砸巨资建垃圾处理厂，不如搞垃圾减量，从源头治理。”而我国现行的垃圾对策是滞后的被动的错误的。垃圾处理方式处于被动接收、末端处理的简单循环中。即产生多少、接收多少，其环节是清扫———收集———转运———填埋，真正符合国家环境控制标准和建设标准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5%左右，而日本采用的是卫生填埋、高温堆肥、焚烧制能，垃圾资源由此转化清洁能源。王维平呼吁向日本学习，治理垃圾前移。首先,实施垃圾减量。如何减量？王维平对策———净菜进城、限制包装、旧货交易、废品利用。 王维平举例：老一辈菜农在地里摘菜，先将烂帮子就地还田，旨为休养地力做肥料。拿回家后再剥一层喂猪，最后几层自己吃，这叫资源的梯级开发。梯级开发意味少生废料及提高资源利用率。 北京生活垃圾中，包装物占17％且呈上升趋势。据专家测算，如果限制过度包装及循环利用包装物，每年可减少垃圾量7%至8％，由此可节省6500元至8000万元垃圾处理费。王维平举例日本循环利用实例———消费者买电器，厂家事先讲明没算包装。即把裸体电器摆放你家后带走包装。因我国尚未出台《包装法》，消费者只能忍受豪华包装的成本。如一件衬衫7层包装，这在日本会遭到讥讽“漂亮的垃圾”、“通过奢华包装促销是过时、愚蠢的商业行为。”王维平批判过度包装四大公害：浪费资源、垃圾过量、侵权买方、孳生腐败。就月饼而言，过度包装必占储存空间、运输空间、柜台空间、家庭空间。受益者仅为两头：厂家和丐帮。再有，2888元的月饼（6块）内藏机关，行贿受贿，双方心知肚明。包装垃圾，尽管媒体年年喊打，尤逢中秋节，但“老鼠”打而不死，反而越发茁壮。王维平呼吁我国尽早学习日本———施行垃圾累进计量收费。“一公斤垃圾1元钱，两公斤垃圾元，三公斤垃圾元……” 日本的旧货交易体现了节省资源与资源共享理念。甲将无用之物以比较低廉价格卖给需要的乙。日本社区功能之一，承接旧货、组织义卖。 就垃圾回收利用方面，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形成相当规模和相对完善的三R产业（Recycle循环、Reuse再生、Reduce减量），而我国的三R尚在起步阶段。城市垃圾回收产业的参与者一是政府的正规军，负责清扫、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二是拾荒大军。北京有六个大型垃圾交易市场，每天有1万多名河北人进行交易。他们分选、收购、交易、运输、再加工资源及建立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城市垃圾总量逐年攀升。仅就橡胶而言，北京一年有300万条废旧轮胎归宿河北玉田，一年损失7个亿。损失是其一，其二，人为制造黑色污染。河北玉田县窝勒沽村有数家再生胶厂，他们用废轮胎炼油。粗略统计，全国有上千家再生胶厂。 我国目前旧轮胎翻新率仅占新产品的4％，而发达国家是10%至15％。王维平建议大中城市在周边地区建立废旧轮胎集收地。场所费用由生产者承担并严禁用废轮胎炼油。在沿海出口加工区搞“两头在外”的循环经济。如日本、韩国橡胶商将废轮胎切碎，加工成5~25厘米的胶块，经清洗、杀菌、消毒处理运到我国烟台等出口加工区。加工成胶粉后全部返销国外。“两头在外”的循环经济，利在解决橡胶企业原料供应不足问题，为加工精细胶粉培养技术人才，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赚取外汇。 简言之，王维平的垃圾对策———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具体为一减（减量）二除(除尘除臭除毒）三利用（利用余热洗浴，利用剩食沤肥，利用垃圾发电）。 2003年，致公党创办《中国发展》杂志。节约中国的声音，他们借此平台一期一期呐喊，尽管微弱，王维平坚信“总会让人们听到并有所行动”。2005年，“全民节约，共同行动”的口号让王维平欣慰声音不再弱小孤单的同时亦含忧虑，“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人人有为的口号很好听，就怕一些人有口号无行动。” ■我们赚钱，国家省钱，两全其美 2000年前后，杜茂洲明显感觉“垃圾含金量不如从前了”。日益消瘦的垃圾让丐帮帮主敏感意识“日子不好过了”。杜茂洲举例瘦的数字———“从前一个月能捡四五吨布类，如今一两吨，从前一个月捡1吨金属类东西，如今3 个月捡不到1吨，从前一个月能捡三四十吨废纸板，如今也就四五吨，还多是碎纸……如今1吨垃圾凑凑合合卖20多块钱。”总之，“垃圾里捡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究其因，杜茂洲分析“上门收废品的多了，人们有了节约意识，‘与其扔了不如卖了。’政府开始由忽视变重视。”尽管如此，但浪费并未因新国策出台而改正或收敛。 中国电力不足众所周知，2003年，全国限电城市11个，2004年19个。北京60%的电力靠周边省市拉闸限电保障供给，但北京费电现象俯拾即是。报载：7 月20日，北京用电达到1058万千瓦，接近1070万千瓦的承受极限，当日发出橙色预警。但该日凌晨4 点，北京东三环路街边，一个由40盏灯组成的广告箱在空无一人的街上闪亮，该广告箱一晚耗电100多度。一些机关、企业下班不关电脑电源，仅此一项，年度浪费电可达12亿度。长明灯、设备空转等，一年浪费电能价值约800亿元人民币。据能源分析家报告：中国已成全球浪费电力大户。其数据支持之一，中国电站与美国相比，每发1度电多浪费1/5能源。 电力之外，其他浪费，不胜枚举。 杜茂洲总结：“只要浪费存在，全国260万拾荒族就会依附它而存在，国家就会有填不满的窟窿。” 王维平不讳言浪费的社会心理。其一，节约过时论扬弃了传统美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勤俭持家”、“反贪污、反浪费”、“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变废为宝、节约闹革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二，媒体的错误导向。“我们已进入消费时代、享乐时代。”导向催生奢靡。一些视奢靡为时尚的烧包、败家子。 败家子中败到家的是一些官员盲目追求GDP，不惜以上马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高污染的四高企业换取政绩。王维平欣慰现中央考核干部在GDP前冠以绿色。绿色内容———增产、节能、降耗、减污。 那么，绿色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能否终结拾荒族？王维平举例西方发达国家，拾荒族于1985年前后消失。其主要原因，垃圾回收率提高，社会走向节约。次要原因，拾荒族从生存过渡到生活。据专家测算，我国拾荒族将在2030年左右由盛及衰。 如今，质量不高的垃圾、节约型社会走向促杜茂洲转型。他边回收资源边积极寻求资源再生的机会。“我们赚钱，国家省钱，两全其美。”他预测前景“再生利用比拾荒更有赚头。” 今年两会，王维平呼吁环境责任法律化。尽快出台《包装法》。制定一整套集捡拾、收购、分选、运输、转运、销售、加工、成品市场、检测、管理于一体的科学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三足鼎立的节约阵势。他多方游说：如果北京认真发展第四产业，直接经济效益可在亿元以上，并可解决10万人就业。 那么，第四产业能否随节约型社会的到来而到来，从而开始垃圾革命？王维平说：“那就要看每个人是否在消费细节上体现出你是节约型社会的公民。” 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中央出台新国策———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核心，走循环经济之路，以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此前，节约限于美德、效益范畴，如今上升到国策高度，旨为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的根本性改变，从数量效益型转为质量民生型。 王维平，中国致公党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西城区人大常委、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从事垃圾对策研究。多年来，他与致公党中央团队不断上书国务院，为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王维平建言献策的根基源于与拾荒族15年交往。就现阶段而言，拾荒大军被动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行业体系。15年来，王维平指导该行业以垃圾对策———垃圾减量、废物利用建设着节约型社会。

这是励志名言，意思是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鱼跃龙门，飞上枝头变凤凰，用实力去报效祖国，报答父母的恩情。不负十年寒窗，用时间见证，努力终有收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理想亦可期

先说一下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再说你对垃圾分类的想法，你要如何做好垃圾分类志愿者，要以身作则，在根据自身性格推荐一下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