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德语的电气工程师

这个问题有难度，德语和电气差别比较大，德语出来就是翻译吧，电气是工程师，一个文科一个工科，看你喜欢那个了，电气专业不错，我就是学这个的，就业也好，也有前途。

目前学习C#比较好，现在很多企业都用winform结合c#来做上位机

如果论教学条件和以后就业还是美国最好吧，相对的美国申请难度、花费也是最高的，研究生一般2年，一年基本上学费加生活费要30万左右的，而且美国想申请好学校你的托福GRE成绩、在校成绩GPA什么的也要考虑。英国香港一般研究生都是1年吧，申请相对比美国简单，但是名校也就那么几所，这么看的话也比较难，新加坡不了解。看你的专业的话还是美国吧~你可以去太傻做一个留学测评啊，看你现在出国留学优势劣势都是啥，还可以约一个老师跟你聊聊，我陪我同学去做过，免费的呢，太傻他们做留学还挺有名的。

01 在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回民城镇预旺堡，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在这里，斯诺见到了彭司令员。 斯诺发现，彭很喜欢孩子，他身边的通讯员、勤务员、号兵、马夫，都是孩子，他们应该是少年先锋队员，却又都是正规的红军战士。 彭司令员还带他去参观一个小兵工厂，当然工人也都是些孩子。在这个厂的俱乐部里，张贴着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个穿和服的男人双脚踩着满州、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地方砍去。漫画中的男人有个很大的鼻子。 “那是谁？”彭司令员问。 “那是日本侵略者。”负责俱乐部的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听后哈哈大笑，然后指着斯诺说，你瞧，这里也有个大鼻子，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吗？ 那孩子瞅了瞅斯诺，说，他是个洋鬼子，那是没错的，但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虽然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这番对话，听得斯诺都忍不住笑起来。孩子的意思很明确，鼻子最大的洋鬼子，才是最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过斯诺有点担心，以后要正式和日本人打仗，这些孩子可能分不清敌人。 当他把这个担心告诉彭时，彭毫不在意地说，不用担心，到时候他们会认出日本人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这件事后，斯诺“大鼻子”的外号就叫出名了，尽管他认为，他的鼻子在他们国家普通得很，一点也不显大。 这个“大鼻子”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说是采访。采访，许多战士不明究里，但你如果换个说法，就说是来调查，大家都能听懂，因为共产党历来讲究调查研究。这一来就明白了，哦，原来是“红区调查员”啊。 02 一些普通老百姓，干脆就直接称斯诺为“洋鬼子”，斯诺认为，这并不代表他们无礼，而是他们实在不知道用什么称呼来叫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发现，他们的行为是友好的。 在去前线途中，一般都是借宿在农民家里。他见到一个小脚老太，家里有四五个孩子吃饭，但为了招待他这位外国客人，杀了家中仅有的五只鸡中的一只，并拒绝收饭钱。他听到这位老太同陪同他上前线的工作人员说：“咱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我们红军不懂规矩。” 斯诺明白，这样说“洋鬼子”，是没有敌意的。而且还听出了弦外之音，老百姓已经把红军当成自家人了，连这个小脚老太都能很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和红军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老百姓对红军的支持，从苏区的工业建设也能反映出来。 在经过吴起镇时，斯诺停下来采访了几天，因为这里是红军的工业区，有兵工厂、纺织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还有煤矿。工人基本上都是山、陕两省投奔而来的青年妇女。技师们都是来自沈阳兵工厂、汉阳铁厂这类大型工厂，他们放弃原先的优厚待遇，主动跑到红区参加红军的工业建设。 斯诺采访了一位名叫朱作其的电气工程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编写的工程教科书全国通用，他原在上海工作，年收入一万多元，但他却不顾一切，丢下家庭，跑到西北的山沟里为共产党的事业尽力。 原因就在于，他的敬爱的祖父（一位慈善家），临终时叮嘱他的遗言是要他“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上。”而朱作其认定，做这件事最有效的方法，是跟着苏维埃干。 朱作其是个很严谨的人，他对这里有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上的时间实在太多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 斯诺却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恰好反映出苏区工业区的年轻气氛，虽然缺乏工业物质，但不缺乏工业精神。 03 就在斯诺到达预旺堡后，他听到一个新的消息，老蒋正准备在南线发起新的进攻。这让他有些担心，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趁仗还没打起来，赶快到力量强的那边去，好写他的报道。 陪同斯诺上前线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搞外交的胡金魁，另一个是翻译吴亮平，他们二位都因为能有这次上前线的机会而兴奋不已，所以，当斯诺把他想到另一边去写报道的想法告诉吴亮平时，后者大为惊讶，他告诫斯诺：你现在能上前线去，却不知道珍惜这个机会。老蒋想消灭我们已经10年了，这次也同样不会成功。你还没见到真正的红军就要回去，那怎么行！ 斯诺最后还是被他们渴望上前线的热情所感染，想来前线一定有什么好东西可看的，因此还是留了下来。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大加赞赏，因为这个决定让他终于搞清楚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 他在政治部杨主任那里得到一份有关红军的基本数据，从中得知红军士兵中有文化的已高达百分之七十，比白军要高得多。红军指挥员伤亡率有时高达百分之五十，因为打仗时，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是真正的身先士卒。 他在前线亲眼看到，红军手中的武器都是N国、D国和M国的机枪、步枪、自动步枪和山地炮，这些原本是卖给南京ZF的。他也弄明白了，红军兵工厂生产的枪械，基本上都是发给游击队和民兵的，而正规军的武器大多数都是从敌军手中夺过来的。 武器的归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本来是你的现在变成他的，本来是他的现在是你的，谁的战斗力强一目了然。 在前线他还发现，红军就是不打仗也很忙，每周有一个休息日，其余时间安排得都很有规律。清早要出操，早饭后是军事训练，下午是学政治、学文化，还有文体活动（他参加了一次篮球比赛，被“打得稀烂”），所有这些都要开展评比并奖励先进。满满的正能量，一切旧军队的恶习在这里都消失了。 红军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农村的妇女和姑娘，农民对红军的道德有很好的评价，这也是红军受到农民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军的一位指挥员告诉他，所有的战术原则都没有这一点重要，这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拥护它。红军的存在，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待续）